建構區域金融中心的要件有三：區域內具有高度政經影響力及競爭力的城市、該城市擁有發達的金融服務業，能連結國際經貿網絡、金融中心，及與國家政策結合。分析東京、香港、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代表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圈的金融樞紐，且透過各自的政經環境差異及建立金融中心之策略；相較之下，臺北其實欠缺挑戰國際金融中心的企圖與應對，殊為可惜。

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憑藉荷蘭在地理大發現(Age of Discovery)後的國力加持，成為當時的歐洲國際金融中心；之後倫敦及紐約，相繼以大英帝國及美利堅共和國成為霸權國家的影響力下，也各自從國內的金融中心提升為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推動力量背後是政治意志的推動，國家機關的重商主義取向及金融發展策略。成為開創金融市場的實際推動者、金融市場的創始國家為英國。十七世紀英國打敗荷蘭取得海上霸權，之後涉入歐陸戰爭而將法國視為主要對手的百年歷程，主要目的乃為籌措國債來支援龐大的軍費，於是於倫敦拓建全球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場，目的為解決國債銷售的困難。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後，接續石油危機及歐洲金融市場崛起，加速金融流動的速度與廣度，通訊技術的革新融入金融的組成，串連諸多地理空間進行金融自由化，區域金融中心便逐漸興起。

「霸權穩定理論」看國際金融中心的政經因素

強調政治與權力的「霸權穩定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闡述金融國際化乃霸權國憑藉經濟實力進行國際領導的結果，國際金融市場呈現階層化形式，霸權國的金融中心位居頂端，簡化及規範匯兌的複雜性，霸權國貨幣為主流通貨幣。

從國際關係的觀點分析，因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自我犧牲，霸權必衰，霸權喪失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梳理，可以歸納為霸權的戰略目標、霸權的運行機制和霸權的發展過程。偏向經濟與市場理論中「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則闡述具有結點及聯繫功能的大都會，乃全球經濟體系中透過跨國公司的控制、指揮、協調；透過金融規範與城市社會的融合，才為強化城市競爭力及創造國際金融中心的要件。市場中心論者認為市場導向決定國家走向，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成果，主要是以市場力量促成。

環顧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與變遷，主要乃東亞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後快速成長，成為歐、美地區之特例。日籍學者赤松要提出「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的經濟發展模式，闡述以日本為雁頭，伴隨經濟快速發展及擴大資本累積作用，依序為亞洲四小龍，最後中國大陸與東協諸國相繼接棒，各主要城市及地區相互貿易投資迅速擴增，帶動龐大的資金需求。

自70年代始，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先後憑藉既有之發展優勢，逐步發展契合政經發展目標的區域金融中心；80年代中期後，國際金融中心的構想成為一股潮流，打造金融中心吸引國際資本之發展策略，成為國家發展及城市競爭的重要政策工具。事實上，包含台灣、韓國、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紛紛提出區域金融中心之政策，而日本、香港及新加坡更進一步推動金融國際化的政策，外資持續湧入亞洲市場，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

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的發展歷程：東京、香港、新加坡

東亞地區由北而南可分為「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圈」。在亞洲地區經貿持續擴整合的前提下，結合有龐大的消費人口、與資本、技術、以及原物料生產重鎮等三大優勢，將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完整經濟結構的經濟圈。

在經濟優勢及產業分佈上，「東北亞經濟圈」扮演資本與技術提供、「大中華經濟圈」成為主力消費市場，「東南亞經濟圈」則為生產據點原物料提供；是以，經貿全球化雖造成生產據點分散全球各地區，但頂端的生產服務業卻集中於少數的城市及結點。

亞洲各區域經濟發展於上世紀末一棒接一棒快速成長時，東京、香港及新加坡在此東亞三大經濟板塊扮演金融樞紐的地位十分明確，亦受惠於三大經濟板塊成長，跨國企業在亞洲經濟活動之營運、指揮及控制皆以三大金融中心為主，成為國際經貿往來及對外關係之重要部分。以下為東京、香港及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發展軌跡。

1. 東京：管制漸進至開放的金融改革

東京位於稠密的關東平原，為日本的政經中心，東京都會區擁有3,600萬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都會區，GDP 超過1兆美元，幾乎相當於印度整個國家的 GDP。

東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歷經了日本經濟結構由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知識密集之轉型過程，日本在全球經貿市場的地位高，也奠定了東京在亞太地區的金融地位，與紐約及倫敦並列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由於利率及外匯等金融法規之限制，日本偏高的稅率不利跨國企業募資，是以，東京交易所（TSE）本身主要以本國企業為主，其國際化程度尚不如香港、新加坡。然而，外資企業在東京上市的數量雖不若過往，但「東京股價指數」（TOPIX）仍具指標作用，債券市場及證券市場規模龐大，日本政府亦有加速國際化、自由化的步伐與企圖。

如果將日本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後作比較，會發現90年代經濟泡沫化之前日本經濟較為強勢，其金融國際化政策目標主要為國內龐大資金找尋出路，並抒解要求開放的對外壓力。日本金融中心政策乃協助本國金融機構向外擴充，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腳步相對香港、新加坡緩慢，東京金融中心市場主要倚靠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後盾。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政府為解決長年不景氣而採取金融改革措施，其改革重點在於金融制度自由化、國際化，逐步放寬金融管制、取消放寬利率及外匯管制、成立信用評等機構及創設監理一元制等，擴大提供跨國企業日圓貸款，以利吸引外資投入日本金融市場，力保東京持續保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2. 香港：中國境外最大的資本市場及經濟櫥窗

香港位於中國東南沿岸，向來為中國華南地區之聯外樞紐，目前人口高達710萬；2012年被「經濟學人」評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成為吸引國際企業及跨國投資者的最大憑藉。 香港憑著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水深港闊的海港，發展為轉口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國際金融、服務業及航運高度發達，素有「東方威尼斯」之美譽。

英國殖民奠定香港金融發展，英國即為老牌金融大國，英資銀行長期在香港經營紮根，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又成為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最偏好之跳板。香港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是「香港聯合交易所」（HKEx），主要提供香港及中資企業上市集資及股票買賣，而「香港恆生指數」（^HSI）為其重要指數。目前香港有高達三分之一的掛牌公司及過半之股市市值來自中國大陸企業。香港不僅是中國境外最大的資本市場，亦為國際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

環顧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早在60年代便成立境外金融中心，以寬鬆的金融及外匯管制、租稅的優惠待遇及完善金融服務著稱。香港的金融優勢在於賦稅較低、金融相關規範自由、透明化監理機制等，對於跨國企業及投資經理人而言，在香港成立公司不僅個人所得稅率低，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也低，公司設立登記程序也相對簡便。此外，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之官方語言，支持金融發展的會計制度，較受信任的西方法律體系及國際水準的公司治理。是以，自由化及國際化程度較高，金融周邊產業發達，奠定香港在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反映其具有高度彈性及政府介入的操作空間，香港在多次金融衝擊中表現出經濟的抗跌力，仍然能維持較高之人均收入、經濟增長及政府財政的靈活性。

3. 新加坡：金融管制寬鬆且低稅賦，投資保障高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不僅為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新加坡人口超過518萬，種族多元且融合，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享有「東方直布羅陀」之稱，新加坡近年來逐步為國際金融中心，亦被譽為「東方瑞士」。

新加坡在東南亞經貿及區域轉運中心扮演重要角色，作為東協中最小的國家，其國際影響力及議題話語權卻不容小覷，新加坡的國家競爭力在全球名列前茅。金融產業發展方面，「新加坡交易所」（SGX）提供各種證券及衍生工具類別的金融產品，因與芝加哥交易所長期合作，開發大宗衍生性商品，在債券及期貨交易方面尤為熱絡，「海峽時報指數」（Strait Times Index）為主要證券指數，新加坡交易所約有四成以上之市值來自於外國企業，成為新加坡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後盾。

新加坡欲為國際金融中心背後有其複雜的政經因素，早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初，即有意識地發展成國際資金在亞洲的流動櫥窗，並設法成為東南亞華商資本向外進軍的基地，政治決心成為新加坡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

香港及新加坡皆更早於東京發展境外金融中心，新加坡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程也和香港類似，不僅採取寬鬆金融管制，利用低稅率優惠吸引外資，英國殖民背景亦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新加坡政府介入金融發展程度更高於香港。新加坡於2001年提出「成為亞洲金融重鎮」的政策宣示，採取「政府當金主，引進國際專業人才」之策略，將新加坡打造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是以，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利基在於政治情勢相對東南亞地區穩定，政府實施經濟管理之政策規劃及政策執行非常迅速，因政治環境穩定及投資保障高，跨國公司對亞洲投資與經貿皆以新加坡為跳板，當跨國公司在亞洲投資達到一定規模之後，便會選擇新加坡作為區域營運中心。

亞太地區潛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名單

關於國際關係理論探討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乃「國家中心論」與「市場中心論」永恆爭辯的議題。倫敦、紐約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充分體現霸權穩定論的論證，英、美的整體國力在過去與現在，確實在世界上獨占鼇頭，但霸權穩定論卻很難替日本、香港、新加坡的國家類型提出合理的解釋。尤甚，日本正掙扎地走向正常國家道路、香港為中國崛起未知下的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徹頭徹尾是一個城市國家；全球城市觀點勾勒出全球經貿網絡以區域金融中心作為相互連結的節點，東京、香港及新加坡顯示各自於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圈的金融影響力跳脫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全球城市論也提供首爾、上海、臺北、深圳、吉隆坡及曼谷等，欲挑戰東京、香港及新加坡等領先集團的想像。

表1.亞太區域主要區域經濟體及其國際金融中心

臺北欠缺挑戰國際金融中心的企圖

國際金融中心之交易所須結合活躍的外匯市場、股票市場、期貨交易、證券市場，健全之法律體系及交易制度而運作，並搭配交通運輸、人才教育等硬體建設。金融業服務業為第三級產業經濟，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必須包含跨國公司和國際大銀行的總部設立，不僅提供本國資金供應者和需求者的資金融通，同時也包含外國資金和本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管道。鑒此，建構區域金融中心的要件有3：(1) 區域內具有高度政經影響力及競爭力的城市、(2)該城市擁有發達的金融服務業能連結國際經貿網絡、(3) 金融中心和國家政策的結合。分析東京、香港、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代表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權的金融樞紐，也代表各自的政經環境差異及建立金融中心之策略。

臺北在「全球金融中心發展」指數甚至還落後中國大陸的上海、北京及深圳，未來亞洲金融市場的規模與活力，將不亞於美國或歐洲，臺北市亦明顯面臨來自亞洲其他金融城市的激烈競爭，卻拿不出雄心壯志的應對策略。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學歷：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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