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洋看帝國的視角下：「中國崛起」的論述不是新鮮事，為什麼說蒙古帝國的成立是中華帝國自我擴張過程的終結？我們熟知的明清史都是內向的、陸地的、封閉的，而《海與帝國》這本書把視野擴展到海洋以後，如何用「合散離聚」的模式，看待元明清這三個王朝如何進入歐亞世界的舞台？而不同於傳統中華帝國的朝代，因為過往以白銀與銅錢的雙重構造的交易體系，到了蒙元帝國時代已出現劇烈的變化，交易體系的改變推動了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的進程，取代蒙元的大明王朝與繼承蒙元的大清王朝，在促使近代「中華帝國」形成的同時，也打開通往「全球舞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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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倡的東亞史觀強調多元與融合，確實不同著重法統延續與中心擴散的中國史觀，而來自日本的上田信教授所著「中國の歴史」系列共有十二冊，大致來說這部系列都有統一的體例，而《海與帝國》，無論在份量及書寫架構、格式是所有著作中最特別的，讀者若每一本細讀之中，會發現其實每本有各自的書寫特色。《海與帝國》原書有超過五百頁，是所有叢書中最厚的一本，其餘大約都在四百多頁左右，可見此書的重要性。這本書有意思的地方，是從海洋的角度寫元、明、清三代的經濟、環境和外交。將元、明、清二代放置於一個更為開闊的平台進行考察，生動地展示了海洋歷史和元、明、清時代五百年的歷史，對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劇變化的時代進行了嚴謹而深入淺出的闡述。

《海與帝國》這本書作者上田信是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並擔任立教大學文學部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國社會史。上田信教授其實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情懷，1983-1985年曾到南京大學留學，經歷過農村的田野調查，後來也從事江南一帶地方社會和宗族的研究。觀察上田信教授近年來的研究主題，已從社會史轉向環境史、海域史，上田信教授在東亞歷史學研究可謂大師級人物，他為什麼具有深厚的中國情懷呢？這不僅是因為上田信教授年輕時候來中國做過田野調查，上田信教授還在日本「731部隊細菌作戰國家賠償請求訴訟」中擔任原告的證人，並向東京地方法院裁判所提交「鼠疫與村莊」的鑒定書，展現自己的學術良知，以及反省日本二次大戰迫害中國人罪行的勇氣。

書中開頭說明一個有趣的模式，將日本成語「聚散離合」修正為中國王朝的「合散離聚」模式。意思是說，在蒙古帝國興起之前，華夏王朝的「合散離聚」模式，該模式將中華帝國分成三個循環，第一個循環是周朝為起至秦漢帝國，周朝統一象徵著「合」，周天子衰弱的春秋時期代表著「散」，紛亂的戰國時代是「離」的概念，至秦漢統一時期就是「聚」；而後來的東漢至隋唐時期是第二個循環，東漢王朝代表著「合」，至魏晉時期又進入了「散」，五胡亂華後的南北朝是「離」的概念，到了隋唐統一大帝國時代又成了「聚」；從唐朝後期又進入第三個循環，唐帝國還象徵著「合」，五代十國時期又進入了「散」，北宋南宋時期陷入「離」，蒙古人滅掉南宋之後又進入了「聚」。

蒙元帝國在中國王朝歷史上的特殊性

書中談到南宋之前的中華帝國，都是聚焦在東亞地區的舞台，與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交集不深，基本上是故步自封的封建王朝。但是到了後來的元明清三朝，中國則是進入歐亞舞台的範疇，開啓了海與帝國的故事架構，關鍵是蒙古人改變了中國。蒙古帝國可謂人類冷兵器時代疆域最遼闊的帝國，這個橫跨歐亞大陸帝國的經濟運作基礎究竟為何？上田信教授引用杉山正明的說法，元朝就是透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機制，將勢力拓展到歐亞全區的帝國，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機制是白銀的大循環。13世紀歐亞大陸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之下，採取了以白銀為軸心的經濟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尤其「白銀」扮演關鍵的地位。

白銀的數量能足夠到供應蒙元帝國這個龐大的體系嗎？所以，當它超過了當時白銀儲備的範圍時，蒙古帝國下的經濟開始顯現出破綻，因而影響了後來。蒙元帝國的出現，象徵中國從周到宋的「東亞舞台」時期的結束，明清已經進入了「歐亞舞台」時期。在後一時期，雖然政府始終對海洋活動持懷疑甚至打壓的態度，但那些受利潤和宗教驅使不遠萬里而來的西洋人、急於打破東亞固有朝貢體系秩序的日本人，以及中國民間如王直、徐海為代表的海商勢力，都在推動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海洋國家，帝國與海洋此刻已經接軌，只是在北京的統治者向來對海洋不敢興趣，但海洋正悄悄地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

自14世紀中葉開始頻頻發生洪水、地震、颱風等天地變異，元朝鼎盛時期暫時變溫暖的歐亞大陸東部氣候這時也開始變冷，由此飢荒增加，世態不穩，老百姓開始造反了。然而，蒙元帝國在中國並沒有留下好的統治，元朝那時的皇帝順帝妥歡貼睦爾對政治毫無興趣，宮廷內部沈溺於藏傳佛教，元朝帝國的政治中樞開始不務正業。客觀來看，由於財政困難，大量增印紙幣交鈔而沒有相應的白銀支持，從而造成經濟上的混亂，官僚也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同時官吏剝削嚴重，地主相互勾結，從農民那裡徵收各種毫無道理的費用，官民衝突一天比一天熱烈，蒙元帝國統治基礎動搖，最終到了1351年，發生了劉福通紅巾軍之亂，讓元朝面臨崩潰。

《海與帝國》這本書提到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雲南這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雲南在歐亞大陸上有著非常重要且特別的位置，雲南南部與東南亞之間構成文化圈，西部則是自古就借由「西南絲路」這條交易要道與南亞連結，與西藏高原之間則有著名的茶馬古道交易路線。此外，雲南是好幾個文化圈交集的地區，可用「東歐亞的臍帶」來比喻。上田信教授便在書中反覆談到環境與地理的重要性，說明朝在雲南建立的政權統治體系時，還提到由於雲南有高山、溪谷，構成了複雜的地形，是由多個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統治時並不容易。而蒙古人當初遠徵雲南之時，就代表蒙古人有建立跨疆域帝國的雄心壯志。

白銀體制如何善後纏繞著大明帝國

過去元世祖忽必烈曾率軍攻陷雲南，但那時的元朝統治者已經失去了一個世紀以前蒙古人所擁有的遊牧民族的氣概，也沒有從「秦嶺 — 淮河線」以南地區徵收納貢的意志和實力，甚至連回到南北分立體系都已經不可能了。朱元璋大軍從南京揮師北伐導致元朝滅亡，皇室退至蒙古高原，明朝將其政權稱為北元。但在歷時一個世紀之久的統治中國後，蒙古人已經喪失了作為遊牧民族的氣質，也不再具備統一高原的力量。中國歷代王朝的國號都是繼承前朝的，例如劉邦的「漢」朝，是由西處霸王項羽策封、魏晉至隋唐，乃至於宋朝等國號，和前朝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象徵自己的王朝正統性和合法性。然而，在蒙古帝國開拓的歐亞世界這一空間中誕生的世界帝國，明、清這兩個王朝不是傳統的中華帝國。元明清這三個王朝的歷史性本質，不同於南宋以前的中國歷代王朝。

明朝是十三世紀在歐亞地區產生的白銀體系瓦解之後，於東歐亞產生的帝國，明朝因在國內將鹽置於財政運營的中樞，試圖構建出一個不依靠白銀的體制。利用商人將軍事物資運到邊境，發揮了制度上的作用。上田信教授在書中便談到，蘇木在當時的中國頗受歡迎，一來航行過程不佔空間，處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點是非常值錢，因此成為東海與南海航行者常攜帶的交易商品。為向雲南供鹽，雲南附近的四川的制鹽業飛速發展，出現了一些諸如此類促進產業發展的派生效果。當然在人為的體制中也包括一些沒有什麼作用的制度。洪武年間，明朝面向社會發行寶鈔紙幣充當政府購買物資的價款。

然而，沒有白銀、銅錢作保證的紙幣馬上出現暴跌，進攻雲南與永樂時期的軍事活動加速了通貨膨脹。永樂時期通過用紙幣購買鹽的方式回收紙幣，為提高紙幣的價值實行「戶口食鹽納鈔法」，但是由於紙幣僅流通於城市，以及官員拒收破損紙幣等原因，該制度並沒有持續下去。通過鹽的財政運營，在進入15世紀下半葉以後也開始蘊藏著矛盾，這是因為社會上通過白銀而進行的交易盛行，已經使國家越來越難以控制鹽的供應。到了弘治五年，鹽商只要向鹽運使司繳納白銀便可獲得鹽引，結果鹽商在邊境設置商屯生產糧食，即便不向軍隊駐紮區繳納糧食依然可進行鹽的買賣。

《海與帝國》敘述著15世紀興起，不依靠白銀而令物資在國內循環的體制走向崩潰，但到明朝中葉之後，不論是在雲南的商屯還是北方防衛線上的商屯都在逐漸消失，里甲制也隨著地域的差別，從經濟發達地區開始一步步瓦解，反映明朝當時的經濟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況。簡單來說，就是內憂外患加劇，朝廷也無法專心發展經濟，導致經濟問題跟著軍事和政治跑，苦於外寇、倭寇和財政困難，忙得焦頭爛額，最後大明王朝還是倒台了，被來自東北的女真人所征服，這是漢人政權在歷史上徹底被外來民族所擊潰，蒙古人的元朝和女真人的清朝對漢人來說，其實就是殖民統治。

強盛滿清王朝其實有世界帝國的姿態

回顧女真人的崛起當從努爾哈赤談起，努爾哈赤的政權控制了中國東北部的毛皮、高麗人參等貿易，獲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農具等鐵製品，又從朝鮮等地獲得耕牛。最初女真政權通過人口買賣等手段獲得一些漢族的農民來當奴隸，此後與明朝進入戰爭狀態之後，抓獲的俘虜也成為奴隸，依靠農具、耕牛、奴隸的組合在平原地區開展農業生產，在這一經濟基礎之上，努爾哈赤對軍隊進行整編和擴充。

1601年編成四個稱作固山的軍團，之後又增加了四個固山，由於各個固山分別用黃、白、紅、藍色的旗幟以及在這些旗上鑲邊的旗幟作為標識，所以中文稱之為八旗，把其屬下的人稱為旗人，八旗的強盛改寫中國的歷史。一個固山大約由7500名成年男性士兵組成，整個八旗約為6萬人。行政、社會也按照八旗編制，之後當漢族、蒙古族進入政權以後，還創立了漢人八旗與蒙古八旗，八旗代表著一股創新動力的團隊就此形成，影響後來清朝和中國的歷史發展。事實上，清朝試圖繼承帝國遺產，其契機就是獲得了元朝傳下來的玉璽，清朝的皇帝不僅是中國的皇帝，還是滿族的領袖、遊牧民族的大汗、藏佛的大施主，集四種角色於一身。

作為歐亞政權誕生的清朝，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市場體系，同時開展銀、銅並存的財政政策，成功地使國內地方之間的交易變得昌盛起來。對外根據互市體系，允許中國商人在日本、東南亞與中國之間進行貿易。這造就了18世紀 「盛世」時代的到來。清朝將西藏也納入勢力範圍，使得出入西藏高原的貿易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興盛。此外，土司的統治以雍正時期推進的改土歸流政策而宣告結束。但是麗江卻作為興盛起來的貿易要塞實現了經濟上的繁榮。沿著貿易之路雲南西北部藏族生活的地區也孕育了豐富的文化，清朝的國力也就蒸蒸日上，直到清朝中葉歐洲人強勢來襲之後才慢慢衰弱。

明清已經進入了「歐亞舞台」時期，中國從周到宋的「東亞舞台」時期宣告結束了，也開啓中國進入現代化過程中跌跌撞撞的序曲。歐亞大陸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之下，採取了以白銀為軸心的經濟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然而當它超過了當時白銀儲備的範圍時，蒙古帝國下的經濟開始顯現出破綻，也導致蒙元帝國退出世界舞台的核心。明、清這兩個王朝不是傳統的中華帝國，而是在蒙古帝國開拓的歐亞世界這一空間中誕生的世界帝國。這兩個王朝的歷史性本質不同於宋代以前中國的歷代王朝，倘若從西往東列舉，擁有與之相同本質的王朝有帖木兒帝國、奧斯曼帝國、沙俄帝國和莫臥兒帝國。

海洋看歷史的視角

上田信教授選出了三個「百年間」，中國近代的元明清三朝具體描繪各自的時代特徵與多樣性，和以往的歷史敘述相當不一樣，算是此書最具特色的一點不過在這一外殼之下中國社會逐步發生變化完成蛻皮，亦不限於帝國框架的中國人關係網越過大海，從中國的東北地區擴展至江南、福建，並且影響到東南亞熱帶形成的華人移居地。通過這一關係網，各種各樣的商品與白銀和勞動者循環流動。這種波濤波及全球，而且華人在海外的影響力還在持續增加中，華人的確是透過海洋到全世界各地流散，豐富了東亞史觀。是以，在海與帝國的這種獨特框架中，我們看過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中國各地與大海多方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只是中國太習慣從內陸帝國的視角來俯視太平。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學歷：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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