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時，曾獲得金馬、金鐘獎肯定的導演易智言對外宣布，不會再回母校政治大學擔任兼職教師，還透露大學兼任教師的鐘點費一個小時僅700元不到。以易智言在電影電視業界的資歷，也許根本看不上這份一個學期了不起四、五萬元的兼職收入，但對台灣許多「博士以上、教授未滿」的流浪兼職教師來說，這可是極其珍貴、而且稍縱即逝的生活依靠。

圖片來源 :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在少子化的影響下，沒課能上的流浪講師以及沒學生能收的危機大學，已經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常態。縱使大學新生入學人數年年減少，各大學為了維持學費收入，還是想盡辦法填滿每一個系所的招生名額，創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國產碩博士。

然而，對於好不容易在國內拿到博士學位的「土博」來說，若欲繼續從事學術工作，除了得面臨教職僧多粥少的殘酷事實，還要與留學歸國的「洋博」競爭。在「外國月亮比較圓」的普遍認知下，土博留在學術圈的唯一機會就是到處兼課、建立人脈，否則連最基本的生計可能都成問題。

競爭教職時，土博明顯比洋博矮一截

很明顯地，儘管十多年前就已經預見少子化趨勢，國內教育界仍然輕忽了少子化對學校、學生、教師所造成的多面向衝擊。以學生來說，一方面不用再擠大學「窄」門，上大學變得更容易；但另一方面也會擔心進入即將被少子海嘯滅頂的後段班大學，反而更一股腦地往名氣大、資源多的傳統國立學校跑，或者藉著繼續往上讀來累積學歷，加重後段班私立學校的生存危機。

以學校來說，成立或轉型時間較晚、資源也比不上國立學校的私立大學對台灣本土學生的吸引力愈來愈低，為了維持正常營運，只好加大國際學生的招生力道；但若校方的經營壓力實在太大，把持不住的結果，反而把外籍學生當作斂財管道。這也是為什麼近一兩年來，有愈來愈多外籍學生在台灣淪為廉價移工的新聞。

回過頭來看這些流浪兼職教師。雖然沒有喝過洋墨水，但至少也投注了相當時間和心力在研究工作上，在攻讀博、碩士的過程中，也耗費學校和國家不少資源；倘若畢了業只能做一份勉強餬口的兼職工作，對於個人、國家都是巨大的損失，任何提升高教競爭力的宏偉政策，在眾多找不到出路的大學流浪教師面前，更是最難堪的諷刺。

大學院校徵聘教師，不能只看有無外國學歷

所以，如果政府真的想要處理少子化的種種高教危機，最該做的其實是解決大學流浪教師問題。在不影響各學校院系學術自由的前提下，教育部應該承擔責任，要求全台灣所有大學在徵聘教師時，不得因國內、外的學位差異有所歧視。舉例來說，在初階段的資料審核中，倘若土博可以提出與洋博等量齊觀的論文來證明自己的研究能力，徵聘的系所至少要給予相同的第二階段競爭機會，不能僅以學歷定勝負。

其次，土博在培養階段，也應該要有出國進修的機會。教育界應該體認：碩博士生的培養等同於國家對人才的投資，就算不能保證就業，也不能讓這些土博在與洋博競爭時毫無勝算。因此，對於設有博士班的學校系所，應該要求其提供碩博士生於在學期間，半年以上的外國進修機會，所需經費則由教育部負擔。

當然，這類短期進修不可能讓人脫胎換骨，但至少可以讓本土的年輕學者提早接觸國際學術社群，增加以外文發表、討論研究成果的能力。而且，這個做法也可以逼迫台灣的學校嚴肅對待碩博士生的養成，間接淘汰那些不認真培養人才的學校系所，把國家的高教資源花在刀口上。

當然，選擇從事學術工作的本土研究生們，自己也應該體認當前高教產業的困境。事實上，不只是兼職教師要搶授課機會，學校自己也在搶好學生，可能還得小心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教授被其他大學重金挖角。換句話說，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少子化的浪潮下，競爭激烈的程度不亞於社會上任何一個產業；倘若還以為完成博士學位後就能理所當然得到一份安穩的教職，不願意磨練自己的研究實力，不管國家和學校投注多少資源，最終也只是多一個汲汲營營的流浪兼職教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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