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影音內容物、或視聽著作如何傳達給觀眾？在實體時代是透過錄影帶或光碟，但在數位時代則透過網路。雖然數位時代的著作權侵權行為較實體時代危害更大，但法院在論罪上未考量數位因素，實務上仍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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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電影利用行為：實體VS.數位

實體時代的盜版電影利用行為常涉及出租權之侵害，其形式約有兩種。一種是以盜版的媒介物（例如光碟、錄影帶）出租給客人，例如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訴字第2880號刑事判決之個案，該案被告未經著作權人授權或同意，並在其與內容物代理商間之授權關係終止情況下，向其他錄影帶店借得系爭布袋戲影集等二支錄影帶，並以出租之意圖而擅自重製該二支錄影帶內容。被告於重製錄影帶後，多次以每捲60元之價格出租予他人，共計獲利480元。

第二種是雖購入正版媒介物，但該媒介物非侵權人可出租利用，例如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上易字第1098號刑事判決之個案，被告所購入的錄影帶係受授權給特定的出租店使用，有「合約期滿將收回，嚴禁轉售、複製、互易，違反者賠償懲罰性違約金三十萬元整」的授權條款之約束。另一例是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刑智上易字第21號刑事判決（下稱「光碟出租案」）之個案，但其出租方式採電子商務形式，即客戶透過被告網站選片和租片，而被告則透過合作的便利商店，將光碟片遞送給客戶並亦藉由同通路回收光碟片。

數位時代的盜版電影利用行為即公開傳輸權的侵害行為，侵權人透過個人網路使用，而將內容物上傳至特定的平台（即「盜版網站」）。通常的侵權行為是侵權人取得盜版內容物後，再上傳至其所登入的網路平台，例如智慧財產法院的105年度刑智上易字第33號刑事判決（下稱「盜版網站一案」）與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6號刑事判決（下稱「盜版網站二案」）等二個案。

法院論罪的問題之一：一罪化

盜版電影的利用行為雖常侵害不只一個個電影著作，亦可能有不同的權利人，但法院在論罪上常以「一罪」論。例如在光碟出租案之個案中，被告其中一人於2006年12月間至2007年10月24日止在數個店家處，收購該些店家所非法取得的影片光碟片，而這些光碟片用於被告的出租事業。該案法院論被告犯一罪，主因為實體時代的侵權人有固定的侵權行為執行地點，「時間、空間上」具有密切關係。

數位時代的侵權人雖無實體的空間以從事非法活動，但侵權人在處所將非法內容物上傳至其於網路平台的帳號，如盜版網站二案之個案所示，此「數位空間」無礙「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之成立，以致侵害罪刑仍以一罪論。

「一罪化」的結果使得實體時代與數位時代的犯罪後果差異不大。例如在光碟出租案中，受侵害之視聽著作並經合法告訴者有61部電影。該案法院判兩個被告皆處4個月有期徒刑（其中一人為累犯）。另在盜版網站二案之非法公開傳輸個案中，該案法院認為被告之罪刑已為前案判決所涵蓋，而前案中受侵害的視聽著作有26部電影（加上本案的2部電影，總共受侵害著作應有28件），該地方法院判被告有期徒刑3個月。二個案皆可易科罰金。

不過，若法院對於被告的各項侵權行為認定為「個別起意」，則非屬接續犯而不論一罪。起訴時所涵蓋的犯罪期間似乎是關鍵。在盜版網站一案中，智財法院考量個別行為的犯意差異，認為被告前案中受侵害之2部電影的上傳時間為2014年12月15日和24日，而本案受侵害電影之上傳時間為2015年2月27日，二者在「時間上已有區隔，並無密接關係」。此外，被告自承「平常是利用休假時不定時上傳影片至網路上，上傳頻率不一定」，故該法院認為前後兩案中被告「應係基於各別之犯意，屬數行為，而非接續單一犯意、單一行為之數舉動」。

各單次侵權行為發生「時間」的「區隔」應如何界定，智財法院並未著墨。盜版網站一案的「區隔」期間約2個半月，而該案法院考慮被告是在休假期間但不定時上傳影片，故分別論罪。

不過，在盜版網站二案中，智財法院並未探討不同電影上傳時被告的犯意。該案的2部被侵害電影著作之非法公開傳輸行為時間，一部電影的起始日為2014年12月25日而另一部電影為2015年2月6日，二行為至2015年3月間被警方查獲時停止，其期間皆在被告於前案被起訴時所涉及非法行為期間內（2014年11月間起迄2015年4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因而智財法院認為「前案件上傳影片之時間與本案甚為密接且屬重疊，且均係將視聽著作上傳至同一部落格內」，故「被告係本於一個行為決意而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並侵害不同權利人之著作財產權」。最後，因為被告於前案已判刑，故於本案中免於刑責。

法院論罪的問題之二：刑期未反映侵權規模

法院對於侵權人的憐憫會影響刑期的認定。例如在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4年度智簡字第17號刑事簡易判決之個案中，該法院雖認為被告讓系爭「著作財產權受損，亦嚴重影響國家之國際視聽及形象，尚非可取」，但卻「念及被告並非意圖營利而為前揭犯行，且犯後坦承不諱」，其屬初犯且「素行尚佳」等等，而處3個月有期徒刑並得易科罰金。

在智財法院部分，盜版網站一案中，智財法院維持前審地方法院3個月有期徒刑的量刑，，而其盜版影片有304部。但在光碟出租案中，該案受害的視聽著作有61部影片，比盜版網站一案之受侵害影片為少量，但光碟出租案法院卻判4個月有期徒刑。因此，盜版網站一案的量刑有偏低的疑慮。

建議：數位因素的思考

在盜版網站一案中，就系爭受害的《黃飛鴻之英雄有夢》電影，於2015年4月1日有110人次閱覽，而當月7日時有208人次閱覽。然而，智財法院於論罪時卻未意識其侵權行為之嚴重性。

比較以實體與數位型態提供非法影片觀賞，其有相似處。首先，實體的非法內容物是放置於「特定的出租店」內，而於數位時代是在「特定的網路平台」上。其次，出租店的營運模式是觀眾至店內挑選影片，而選擇後即帶回住處觀賞；有的是藉由電子商務，即客戶透過網路選片，但仍須等待實體媒介物的遞送而得以觀賞影片。盜版網站的運作模式則是網路使用者到該網站，檢索到欲觀看的影片後，點選下載至個人電腦中觀賞。最後，出租店和盜版網站在提供內容物前，必然有取得非法內容物的過程。

但兩者對於權利人的傷害和侵權人的侵權成本間是不相當的。從實體到數位，侵權人的營運成本大幅降低。首先，在數位時代，侵權人不用租實體店面或倉庫，而無租金的壓力。另網路資源乃網路服務業者所提供，而無內容物儲存設備的設置成本。其次，實體媒介物的複製也須要物料成本投入，但在數位時代下，由於網路傳輸技術與電腦硬體設備進步，就取得盜版影片而儲存並上傳至盜版網站而言，此等過程相當便利，而侵權人僅須支付網路使用費用的成本。

對權利人而言，有實體店面的時代，較容易追蹤非法出租店經營者，因為事業單位受政府相關法規的管理，且權利人可親自到侵權店家查獲盜版內容物。但在數位時代，盜版影片上傳者僅以網路帳號為表徵，欲查緝盜版者必須有執法單位協助，才得以發現真兇。此外，消費者接觸非法內容物的成本也降低，不用花時間到出租店選片，而在家中上網搜尋即可。因為網路傳輸技術促進多方同步下載資訊的方便性，消費者不用面臨實體媒介物短缺的問題。甚至，消費者不須和家人搶電視機的觀看權以播放錄影帶或光碟片，直接利用個人電腦連接網路，即可收視盜版內容物。

因此筆者建議，法院未來或許應考量數位因素對權利人的傷害而來量刑，以能反映數位時代盜版電影利用行為之狀態。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陳秉訓 現任：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助理教授 華邦電子公司製程工程師 聯華電子公司製程整合研發工程師 台灣茂矽電子公司專利工程師 禹騰國際智權公司專利工程師 威盛電子公司專利工程師 亞太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案副理 學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律博士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智慧財產暨科技法律法學碩士 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法學碩士 台灣大學化工所碩士 台灣大學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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