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俄戰爭及以巴衝突紛擾持續延燒，美國及亞洲各地雖未涉入戰爭，但皆強化出口管制並頻繁更新實體清單。台灣身為科技之島，生產許多出口管制範圍之商品；另一方面，台灣企業因應中美貿易摩擦及疫情，已陸續將產地分散在東南亞或歐洲，但各地出口管制不盡相同，若有違規事可能會面臨重罰，嚴重影響企業營運，不可輕忽。

為協助企業因應全球各國複雜多變的出口管制規定，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於12月下旬舉辦了研討會，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間接稅及永續服務稅務負責人洪于婷會計師、合夥律師陳盈蓁、以及Deloitte 新加坡協理顏佩珍分別解說台灣、美國及亞洲地區的相關出口管制規定，助廠商參透其中眉角。

從左至右：勤業眾信合夥律師陳盈蓁、Deloitte 新加坡協理顏佩珍、勤業眾信間接稅及永續服務稅務負責人洪于婷會計師；
照片提供：勤業眾信

業者應注意相關法規變動以免觸法

洪于婷會計師指出，半導體供應鏈及工具機等為台灣主要產業，但這些產品卻多為各地出口管制清單之商品。因烏俄戰爭持續，各地也更積極更新出口管制相關規定，台灣也跟隨歐盟和美國的腳步，要求台灣企業若出口俄羅斯之商品為「輸往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高科技貨品清單」內商品，須向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申請輸出許可證，憑以報關出口，以防止台灣出口之高科技貨品淪為兩俄軍事用途使用，並要求企業善盡盡職調查義務，對可疑交易多所查證（像是零件非輸出至俄羅斯，但該零件主為特定俄羅斯廠商機器所使用）。

另一方面，出口管制已成為目前國際合作之重點，為避免自己變成管制缺口，各地執行法規力道也較過往為深。針對戰略性高科技產品，若有最終使用者未定或不明之情況，即使產品所有權並未轉讓，我國政府仍有權不允許出口，或者允許出口但要求限期運回之情況；洪于婷建議企業盡早在出口之前檢視相關規定，取得輸出許可證，及安排物流時程，避免無法及時出口而導致損失。

值得注意的是，若企業能申請適用內部出口管控制度（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 ICP），則可享有高度自主管理，同一交易對象可以由逐筆申請簡化為一次性三年效期之許可，避免多次申請之繁瑣作業及不確定性，增加物流作業彈性及效率。且ICP亦為表彰廠商為高度合規之企業，對提升商譽及交易對手認可多所助益。

美國出口管制具域外效力，境外生產仍可落入其出口管制範疇

針對美國的部分，合夥律師陳盈蓁指出，國際經貿衝突及科技爭端加劇，各地均加強出口管制。以美國為例，管制之貨品種類及交易對象眾多，除軍用物品外，亦包含軍商兩用貨品、新興技術及晶片等。而美國商務部工業及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公告之出口管制規則（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具有域外效力，不僅原產於美國之貨品將受出口管制，若依外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使用美國原產之技術或軟體製造，或依微量原則（De Minimis Rule）含有源自於美國之受管制成分達一定比例，縱使貨品在美國境外生產，仍會落入美國出口管制範疇。

陳盈蓁強調，台灣企業應加強查證義務、自我審查，確認進出口貨品是否應受管制、事前取得許可、交易相對方是否屬於實體清單（Entity List）管制對象、貨品之最終使用者及最終用途等，以有效降低法律風險並贏得商機。

亞洲各地隸屬不同國際管制公約規定  但政策方向一致

至於亞洲的部分，Deloitte 新加坡協理顏佩珍表示，亞洲各地出口管制規定不一，選擇加入國際出口管制公約之組織也不同。南韓、澳洲、日本是全部加入，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雖然沒有加入瓦聖那協議作為會員國，但將瓦聖那協議納入該國之國內法施行。整體而言，各地政策方向趨於一致，多數國家雖未加入國際出口管制組織，也會將相關規定納入於國內法規，要求企業遵循。

新加坡也有ICP 制度，作為全球重要貿易夥伴，新加坡廠商有大量出口管制貨品之需求者。廠商多半自願申請ICP，使其出口運作更加快速便利；同時，針對交易對象預先篩選之流程，也能降低交易對象涉及不法行為而遭受國際制裁之風險。另外，素以執法嚴格之新加坡，近期也有新加坡企業未取得輸出許可證而違反出口管制之案例，不只企業遭受處罰，企業董事及銷售經理皆連帶處罰。在在展現新加坡政府出口管制與國際合作之決心與魄力。如企業在新加坡及亞洲各地設有據點，針對各地法規及出口管制清單變動，建議導入數位工具，查證是否為出口管制貨物及是否交易對象為實體清單，以方便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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