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在中國大陸目前是甚囂塵上的話題,尤其是經濟成長不如預期且不斷下修的當下,藉此危言聳聽者有之,存而不論者亦有之。然而,中國經濟發展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應當擴大內需市場,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能用其增長的購買力來購買高品質、創新的高附加值產品,希冀藉由創新驅動經濟的增長,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及其經濟制約。
中國大陸人大通過的「十三五規畫綱要」顯示,中國大陸在未來5年內要全力往小康社會衝刺,而邁向小康社會的驅動力,究竟是要用經濟成長帶動總體社會利益的提升,抑或採用震盪式之重分配政策來達成,「綱要」似乎更著墨在經濟成長,側重供給面改革來提高整體經濟發展。是以,至2020年為止中國大陸仍必須保持6.5%以上的經濟成長速度,人均GDP必須超過1萬美元門檻。但事實上,大陸GDP成長已下修至6.5至7%區間,總體經濟成長減緩似乎無法避免,均衡論及優勢論時常陷入政策辯論。對於沿海富裕省分而言,已有10省市人均GDP接近或超過1萬美元,人口總和超過5億,彼此合縱連橫,若2020年全大陸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富裕省分會利用自身經濟稟賦,積極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然而,內陸省分更希望中央能均衡各地發展,在基礎設施、交通建設、教育資源上必須擴大投資,而不至擴大城鄉差距。
中國大陸經濟總量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雖然抱持著2030年前超越美國的樂觀,但實際經濟發展來看,中國大陸仍屬發展中國家,列為已開發國家仍遙不可及。巴西、俄羅斯、南非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北京當局也發現歐盟、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即便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陷阱,仍有可能出現投資比例低、製造業增長緩慢、產業多元化有限、勞動力市場狀況貧窮等現象。產能過剩亦為當前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難題。當人均GDP達到6千到1萬美元之發展階段,經濟會開始出現結構性問題,若無法改善,經濟成長就會停滯。中國大陸沿海和內陸對於經濟均衡發展不同調,尤其是內陸擔憂沿海省分過河拆橋,無法均衡發展,會讓中國大陸陷入中等收入危機。事實上,若從對外貿易優勢輸出及服務貿易比重顯著提升,一帶一路確實是值得發展的戰略,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尋找新的海外市場,以保持出口增長。另一方面,擴大內需也同等重要。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能用其增長的購買力來購買高品質、創新的高附加值產品,過程中從依賴廉價勞動力,轉移到創新驅動經濟的增長。
中等收入陷阱之定義及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之定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某種經濟發展優勢達到了一定收入水平,但由於工資上漲,製造商常常發現自己無法和別國的低成本生產商相競爭,但仍覺得自己處於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內,處於該種現象稱為「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南非、巴西近年來苦於經濟發展瓶頸之掙扎,「世界銀行」(World Bank)稱之為中等收入的行列。 尤甚,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而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之成因:
至於中等收入陷阱之成因,通常會發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並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最終停滯,而該問題通常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之間,無法與高技術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製成品的廉價生產上相競爭。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意見認為可確定發展戰略,引進新的生產工藝或技術,尋找新市場,以保持出口增長。擴大內需也同等重要,是以,如何運用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能用其增長的購買力來購買高品質的、創新的高附加值產品,幫助驅動經濟的增長,並在這過程中從依賴於依賴廉價勞動力和資本的資源驅動型增長,轉移到基於高生產率和創新的增長上。這就要求在基礎設施和教育上必須加大投資。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國別之區分:
世界銀行於「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事實上,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之國家作出兩種類型之區分(表1):首先,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俄羅斯、希臘、烏克蘭、菲律賓、伊朗、南非、巴西、委內瑞拉等;其次,謂「未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大陸、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哥倫比亞等。
表1.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評估
類型
國家
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俄羅斯、希臘、烏克蘭、菲律賓、伊朗、南非、巴西、委內瑞拉
未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大陸、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哥倫比亞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本研究自行彙整。
各國經濟發展與中等收入陷阱之關連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特徵: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事實上,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若檢視金磚四國,諸如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其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熟市場如歐盟、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即便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陷阱,仍有可能陷入投資比例低、製造業增長緩慢、產業多元化有限、勞動力市場狀況貧窮等現象。通常陷入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表現為:(1)投資比例低;(2) 製造業增長緩慢;(3) 產業多元化有限;(4) 勞動力市場狀況貧窮。
中國大陸的中等收入陷阱:優勢論與均衡論的觀點
關於世界銀行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及成因,此一概念是否適用於地區差異極大的國家,仍待後續關注,在拉美國家,由於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停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然而,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問題,可從「優勢論」及「均衡論」推敲。倘若以「優勢論」而言,中國大陸GDP成長下修至6.5至7%區間,總體經濟成長減緩似乎無法避免;從「均衡論」來看,已有10省市人均GDP接近或超過1萬美元,富裕省分會利用自身經濟稟賦,拉大沿海與內陸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例如,2016年一季度中國31省份GDP邁入了「人均1萬美元俱樂部」省份分別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內蒙古、廣東、福建、遼寧、山東等,中國大陸乃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國度。是以,人均GDP達到6千到1萬美元之發展階段,經濟會開始出現結構性問題,若無法改善經濟成長就會停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IFM)的估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有七千美金之譜。是以,人均GDP是否破萬美元,成為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對經濟成長非常在意的目標,因為人均 GDP 上萬美元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對兩岸經貿發展的制約
世界各國在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時有著不同選擇。已開發國家利用其經濟先發優勢,通過引領技術進步和廉價利用全球資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承接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升級、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徑也實現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本研究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對兩岸經貿發展的制約可區分為「經濟 - 貿易因素」及「政治 - 社會因素」,茲分述如下。
經濟 - 貿易因素:兩岸經貿及產業分工模式難以為繼
經濟因素部分:因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而兩岸的經貿及產業分工結構逐漸從互補走向競爭,兩岸倘若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過於倚重投資驅動對於經濟風險誘因而言,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此外,製造業缺少核心競爭力,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陷入不進則退的困境,加上兩岸各自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導致需求結構不平衡。事實上,中國大陸已有10省市人均GDP接近或超過1萬美元,富裕省分會利用自身經濟稟賦,拉大沿海與內陸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中國大陸GDP成長下修至6.5至7%區間,總體經濟成長減緩似乎無法避免。
政治-社會因素:意識形態分歧影響經濟成長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尤甚,即沒有實現兩岸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政治上意識形態對立及國家認同分歧的矛盾加深,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受到阻礙。要以擴大和完善內部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衝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衝擊造成經濟徘徊。政治社會因素的影響,可表現為投資和消費關係的失衡、投資源環境約束、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導致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兩岸的政治分歧及社會矛盾將積重難返。另一方面,台灣過往從農產品出口,到紡織及食品加工,至電子代工等過程,持續朝著利潤較高的產業轉換,但台灣近年來遇到薪資水準停滯不前、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等問題,即便以購買力平價(PPP)平減後的人均支出有近4萬美元水準,似乎也掉入中、高收入陷阱。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學歷: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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