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美國、日本、甚至台灣都對專利、商標等智財權案件設置了專責的上訴法院，中國大陸則是在試點三年後，有意將現行設置在最高人民法院內的知識產權法庭，進一步改制為專門負責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法院。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對於產業界又會有何影響？

圖片來源 :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今年二月底，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向中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報告時，拋出了知識產權領域的專責上訴法院，使知識產權司法審判體系能更趨完整的風向球。隨後，多名人大委員也紛紛附議，一時間，建立中國版CAFC已成為中國科技與法律界的熱門話題。

為了因應專利、營業秘密等案件在審判上的特殊性，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很早就開始在各地中級法院內設立專責的知識產權法庭，又陸續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專責處理民事、行政上的一審案件，並且在2019年於最高法院內，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將原本由各地方高院審理知識產權類上訴案件集中審理。至此，中國在知識產權的司法審判體系，尤其是技術類案件的審理上，已經相當完整。

收案量過於龐大，中國設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有其必要性

三年下來，這個上訴法庭的成績相當傑出。根據周強的報告內容，2019年時，知識產權法庭的收案量為1946件，之後又分別成長至3177件和4335件，每年的收案量成長率超過40%。為了因應如此龐大的審理需求，人員編制也不斷成長，所以雖然正式名稱叫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卻已經配置了42名法官、總共160名人員，更分成了13個合議庭進行實際審判工作，規模已經與一般法院無異。

圖1：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現行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https://en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html

龐大的案件量以及組織規模，是設立專門上訴法院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楊分析，在2020、2021年內，法庭每位法官的平均收案量分別為109件與126件，已經大幅超過原本預設的60件，顯示審判壓力已經異常巨大；再者，李揚也指出，目前將知識產權法庭設置在最高人民法院內，也與中國現行的司法訴訟體系不符。

其實，在設立知識產權法庭之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有專責知識產權審判的民三庭處理終審案件，所以這三年來，即使知識產權法庭定位在上訴審理，但與民三庭之間的關係始終難以釐清：兩者若是在審判層級上為上、下級審，為何組織設計同樣屬於最高人民法院？

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心職責為監督各級審判、制定各類司法解釋等，卻又包含了知識產權法庭這個承擔龐大審判工作、實質上與其他高級法院無異的組織，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目標。因此，李揚認為，在試點運行了三年後，進一步設立知識產權審判的專責上訴法院有其必要性。

制定知識產權案件特別程序法，與設立專責上訴法院同等重要

但是，要正式成立上訴法院，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處理案件的範圍。目前的知識產權法庭只處理與技術研發關聯度較高的案件，商標案件還是循一般訴訟程序進行。但不可諱言的，商標也跟專利一樣，具有民事、行政交錯，需要合一審理的性質，而且商標的施行範圍同樣遍及全中國，也需要同一個上訴法院來統一各地的裁判歧異。這樣一來，新上訴法院的規模勢必再擴大，案件的審判權劃分也得更細緻，是個曠日廢時的立法工程。

另一方面，與設立專責上訴法院同等重要的，則是對於知識產權案件的特別程序法。目前除了採用判例法的英美外，許多國家對於專利、商標、營業秘密等案件都制定了專門的審理程序，而中國則是藉由發布司法解釋的方式，搭配一般訴訟程序來進行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不過，既然知識產權專責審判體系在這幾年內已經相對完整，當務之急應該是為知識產權案件制定專門的程序法，讓各級法院在確定權利範圍、計算賠償數額、禁制令核發標準、舉證責任等關鍵議題上有明確的法律規範，才能真正滿足業界對於知識產權審判效率的期待。

資料來源：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年度報告（2021），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20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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