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地缘政治议题的重大性快速上升，原因有二，第一当然为以软件为驱动的数字经济牵涉到大量数据传输、交换、分析应用等议题，一些国家透过企业与各种手段渗透其他国家，盗取营业机密与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引起各国警惕；第二要素为美中冲突已经从贸易端的实体列表，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科技战，对战略物资如半导体、电池、高阶材料、稀有金属也成为各国近来供应链政策重点，而当前人工智能无疑又是双方战场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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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在科技发展的出招接招更为激烈

2021年6月由美国提出《百日供应链报告》(The 100-day supply chain review)明确指出需降低对他国关键物资依赖，对比拜登的《印太经济架构》、《CHIPS法案》、《QUAD四方联盟》，可看出供应链已与地缘政经发展合为一体，半导体大厂如Intel、三星、台积电、ASML等企业被视为这场围堵科技发展的主角，即便非自身愿意，但全球政府端已经开始强烈干预产业政策发展。另外，为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也设立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协助企业设厂与招揽员工，使得过去的离岸制造要调整为近岸生产，特别是半导体、电动车、电池、卫星等战略产业。

而为了避免被美国技术「卡脖子」，中国也积极以供应链自主、技术发展自主为要求，例如在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已提出，中国将竭尽全力透过自主创新及产业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半导体、新一代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能源、绿色环保、航天、海洋装备等，以「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制定中国标准2035，以市场换取建立国际技术标准。中共「十四五规划」的未来发展经济的重点在实体经济而非网络经济，因此必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能力与重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使中国成为科技制造强国。在这样的情势下，这也促使中国大力发展「中国标准2035」，该标准起源于「中国制造2025」，目的为使中国能降低依赖国外技术现状的窘境，并以此掌握未来全球市场，推进大陆与国外标准体系兼容性，以标准互联互通促进产业合作和经贸便利化，降低技术授权金支付，最终目标成为国际标准的主导者。

另外，近期中国中央经济会议也指出，接下来该国重点工作任务有九项，分别为产业创新、扩大内需、体制改革、对外开放、防范风险、三农问题、区域协调、生态环境与社会保障，其中，产业创新由2023年的第 2 位跃居首位，标志因应美国科技封锁，北京当局需加快科技自主，强调数字经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造(biological manufacturing)、量子运算(quantum computation)与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

中国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作为

双方攻防重点领域之一即是人工智能，由于美国和中国已经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任何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国家权力和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巨大提升。从军事上来说，人工智能对于国家军事力量也是革命性的，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将人工智能视为军事力量和军民融合的革命性因素，55正如美国国防部同样认识到人工智能的进步「将改变社会，并最终改变战争的性质」。56中国正在投资这个未来。作为「十三五」规划的一部分，解放军已经资助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军事项目，涵盖指挥决策、装备系统、机器人、自主操作导引和控制系统、先进计算和智能无人武器系统。

习近平呼吁军队加速人工智能研究，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同时，北京理工大学正在招募高素质青少年参与新的人工智能武器开发计划，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准备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工智能，以服务军事实力的最大化，许多军事专家谈到未来可能存在一个自动化战斗以及战斗和战争性质发生变化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例如自主监视无人机或智能自动化指挥和控制系统），中国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及其私营企业在开发人工智能时可能会比美国企业受到更少约束，可能会导致人工智能的更快部署和更多实验，但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的不当的使用，例如监控与盗窃机密。

人工智能正日益促进世界各地的独裁治理，称为「数字威权主义」，透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例如加强全市范围的脸部识别，可以实现或加强国家治理的独裁原则，中国企业一直在传播促成这种独裁治理合理化，中国业者已向新加坡、阿联酋、津巴布韦和马来西亚政府出口脸部辨识系统。中国公司也向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南非、玻利维亚、埃及、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出口更广泛类别的监控技术，从国民身分证到生物辨识传感器、网络监控软件等。这种介于军事/半军事的作为已经引起西方国家不满，也是美国积极制裁的主因之一。

美国正在强化其人工智能战略

从产业来看，美国公司严重依赖中国制造技术（例如深圳），随着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多地部署在可能依赖中国制造硬件的无人机、机器人等领域，这种依赖可能会增加，贸易和供应链联系有助于两国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中国是美国人工智能硬件的主要市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研究人员可能会研究类似的人工智能问题，共享用于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或共同撰写研究论文，所有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工智能领域之间的合作，但现在这可能是需要防患的地方。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之间的相互链接和相互依赖还不止于此。中国清华大学于 2018 年 6 月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所，由Google人工智能负责人杰夫迪恩 (Jeff Dean) 担任该研究所的顾问，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美国设有多个研究实验室，作为其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与史丹佛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建立了研究合作伙伴关系，资助计算机视觉、机器人、机器学习、预测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研究领域，前Google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开复在中国经营人工智能培训机构，该机构利用了中国政府人员和一些北美「领先」计算机科学家的专业知识。

当然，美国也并非毫无作为，近期措施包含包括实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NAIRR）试点计划，加强知识产权（IP）保护和打击知识产权盗窃，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和气候变迁方面的应用，并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考虑行使其规则制定权，进一步确保人工智能市场竞争等。同时，政府也呼吁加强美国在海外的领导力：制定全球参与促进和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的计划以及其他措施，构成美国人工智能外交的基础。

企业需仔细观察美国接下来的政策作为

美国尚未实施一项有完整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美国早在 2017 年就表示，人工智能工人的流失「甚至没有出现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尽管美国在开发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人工智能发展仍需政府整体投入，虽然陆续成立战争中人工智能道德的国防创新委员会、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国会人工智能委员会等，但这些依旧不够应对中国崛起。未来无论谁当选，美国联邦政府需要投入更多人工智能外交，与中国目前倡导的数字威权主义模式较劲，这牵涉到如何协助较小国家建立外交网络能力等政策行动、建立国际规范、倡导全球开放网络的价值以及道德人工智能的道德使用，并强调民主利用人工智能对经济成长的价值等措施。

此外，应也能预期美国强化管制企业如何钻过现有出口管制的漏洞，向沙特阿拉伯等独裁国家出售监控技术，或是让中国军供产业购买芯片或者获得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另外，尽管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之间的许多研究合作无疑对两国都有利，但由于中国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美国正在许多领域失去技术优势；这当然包括人工智能，司法部未来可能将起诉中国黑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作为首要任务。除其他政策变化外，增强联邦调查局起诉网络犯罪案件的激励措施、加强机构间合作以及增强外交网络能力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也应该将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起诉与对发生盗窃行为的实体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结合，并与潜在的美国盟友合作，加强其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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