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利数量愈来愈多，侵权诉讼也是花样百出。去年八月，一家中国本土的NPE就被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告上法院，今年九月的判决结果也显示被告有罪。但观察判决内容，就能发现法院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的起诉事实，而且对于敲诈勒索与实施专利权间的差异也未能界定清楚。因为事关刑事处罚，未来这项争议可能还有得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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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利权的私权性质，相关的争议在各国大多属于民事案件；但今年九月底上海浦东新区的一项判决，却意外出现了专利侵权和敲诈勒索的交集，因而有了刑事案件的色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李家兄弟：李兴文、李兴武。主事者李兴文可说是靠专利为生，对于专利的各项行政流程非常熟悉，成立了一系列的公司，专门从事研究发明与专利权申请，更包括了各种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和解、或是要求专利授权金等维权手段。

简单来说，李兴文的营利手法，与美国常见的NPE（非专利权实施实体）并无二致，而且会被他盯上的，都是中小规模、股票公开上市在即的科技公司，索要金额也不高，所以被他找上的公司大多都选择花钱消灾。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记载，于2015年至2017年间，被李兴文透过类似手法找上的被害公司一共有四家，也让他成功取得116.3万元（人民币，以下同）的款项。

被告慎选目标对象与发动时间，以提高成功机会

不过，这也是李兴文最终被检察机关调查、而且最终被起诉的主因。起诉书指称，李兴文透过旗下的科斗、本星、布岛等公司，以掌阅科技、盈趣科技、古北电子、鸿雁智能科技等公司为目标，分别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与对方签下和解协议或是专利权实施许可，而且都取得5万元至50万元间的金额。

其中，因为盈趣科技股票上市在即，李兴文甚至「加码」向证监会举报，披露盈趣科技的涉讼事实，藉以逼迫对方寻求和解；另一家古北电子也是处于融资阶段，李兴文在民事诉讼外，也向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举报，使古北电子的产品被下架。因此，即使古北电子成功向国知局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举发涉诉专利无效，但古北电子迫于融资在即，仍然选择支付22.5万元的专利授权金。

虽然被告被判有罪，但大部分事实未获法院认同

有趣的是，虽然这些被害公司与检察机关指证历历，但判决结果却显示，李兴文向盈趣公司、古北电子、鸿雁智能科技三家公司、以及向掌阅科技索求50万元的行为，因为证据不足，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有向掌阅科技索求10万的部分成罪。换句话说，虽然被告最终还是被判有罪，但检方所起诉的绝大部分事实与罪名，其实是被法院驳回的。

关键在于法院对于「敲诈勒索」与「实施专利权」之间的判别。在判决理由中，法官指出，要构成敲诈勒索，必须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以及其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来获取财产。在本案当中，李兴文得以向这些公司索求金额的基础，都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核发的有效合法专利，或是权利处于未确定状态的专利，如果这些专利权不是透过非法手段（如：抄袭、骗取…..等）取得，就难以确认被告以专利侵权诉讼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再者，虽然被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时间点，大多落在被害公司财务上的关键时期，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被告有威胁、恐吓的行为，因为在私法自治的原则下，任一方选择息事宁人、或是因为诉讼成本考虑而放弃权利，可能才是符合利益的决定。因此，向被害公司积极主张专利权的NPE行为，并不构成敲诈勒索。

专利「碰瓷」行为，必须被刑事追究

但在掌阅科技索求10万元的部分就不一样了。法院指出，在被告透过科斗公司第一次向掌阅科技索求50万元金额后，又与步岛公司签订虚假的专利授权契约。事实上，被告于2017年的7、8月间才将专利授权给步岛公司，但书面的授权契约上，却注明时间是2016年底，明显是为了制造步岛公司也有权向掌阅科技提告的假象。另一方面，两名被告藉由这份虚假的专利授权契约，在掌阅科技即将上市的关键期，突然发动民事诉讼与证监会举报，已经造成被害公司的压力与恐惧，就算知道这是要挟、敲诈的行为，也只能被迫屈从。法院形容，这种专利侵权「碰瓷」行为，确实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案子虽然宣判了，但争议却不曾止息。举例来说，被告在索求专利授权金时，大量使用了向证监会、网络购物平台举发、举报的手段。这些虽然不是正统的司法维权途径，却能对被害人造成立即、严重的经济损失，恐吓胁迫的威力可能比专利侵权诉讼更大。但在判决中，法官虽然指出「举报权不是财产权」，认为举报不能当作私法的交易目标，却在涉及举报的两个犯罪事实里，分别做出有罪和无罪的判决。这部分的行为究竟该怎么认定，可能还有待日后的其他判决加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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