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FTC于2017年1月起诉美商高通（Qualcomm）后，许多消费者随即在各地对高通提起诉讼。法院将这些诉讼合并，要求其选出代表，并提出合并之集体诉讼起诉书（Consolidated Class Action Complaint）。后来原告于2017年7月11日，正式提出整合集体诉讼起诉书[1]。高通随即请求法院驳回这起诉讼，但加州北区地区法院的Lucy H. Koh法官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初步判决，认为消费者可以作为原告，提起反托拉斯法诉讼。

起诉书是否看似成理

本案的代表原告包括Sarah Key、Andrew Westley、Terese Russell和Carra Abernathy，共同提起假设性的集体诉讼（putative class action）。所谓假设性集体诉讼，就是现阶段原告人数不多，但假设未来成案，会有更多的原告加入集体诉讼。其主张高通对移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采取的整套授权架构，使其他厂商被迫接受一个高于FRAND水平的授权费率与条件，导致数据芯片的整体价格（all-in price，包括芯片价格与授权金）提高，而厂商会将该笔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使用数据芯片的手持设备的终端价格也提高。因而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2]。

被告高通于2017年8月11日，要求法院直接撤销此诉讼[3]。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b)(6)，若一诉讼之主张无法「提出事实，从表面上看有可能成立」，即可立即驳回该诉讼。但若原告有提出事实之内容，让法院可以合理推论被告须为所主张之不当行为负责，则该请求就表面上「看似成理」（facial plausibility），而不能直接驳回。「看似成理」（plausibility）之标准，与「可能性」（probability requirement）之标准更高[4]。

首先，因为本案才刚在起诉阶段，原告等人只是消费者，并没办法提出具体的事实证据。但是，原告可以要求法院「参考」（request for judicial notice）其他已知的公开事实或法院文件，因此，原告要求法院参考目前其他五份相关诉讼文件。法院认为，由于这些文件都确实在法院诉讼中可取得，只要其内含的事实没有「合理的争议」（reasonable dispute），法院均可参考。因此，虽然部分文件中的事实高通提出合理争议，法院会忽略该部分事实，但法院均同意参考这五份文件中所主张并举证之事实[5]。

原告主张与被告请求驳回理由

合并之集体诉讼起诉书中，主张高通违反了两项联邦法以及两项加州法：1.违反联邦休曼法第1条的联合行为，2.违反联邦休曼法第2条的独占行为，3.违反加州卡特莱特法（California Cartwright Act），4.违反加州不公平竞争法（California Unfair Competition Law ，简称UCL）[6]。

高通请求法院驳回的理由依序如下：1.原告并没有办法证明，因为高通的行为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损害（antitrust injury）。2.原告没有办法证明，对于高通与Apple间的独家交易安排，消费者具有宪法第3条的当事人适格。3.对于原告所提出的具体主张，高通也一一提出反驳理由[7]。因此，加州北区法院的Lucy H. Koh法官，则依照这个顺序，进行讨论。

反托拉斯损害（Antitrust Injury）与市场参与

原告主张，他们受到高通行为的伤害，就是在购买手持设备时，必须付出超出市场竞争的价格（supra-competitive prices）[8]。高通认为，所谓的反托拉斯法的损害（antitrust injury），必须是市场的参与者（market participation），假设高通的行为伤害的是数据芯片市场的竞争，因为消费者没有直接购买芯片，只是间接购买终端产品，所以不是直接消费者，也非竞争者，故不是市场的参与者[9]。

当事人所受损害与违反者加诸之损害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

Lucy H. Koh法官认为，消费者是否为直接或间接的购买者，或是否为竞争者，并非是否有反托拉斯损害的决定性因素。被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间的关系，才是是否有受反托拉斯损害的关键。 因此，如果一当事人所受损害，与违法者加诸的损害，乃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inextricably intertwined），则该当事人就具有反托拉斯法之诉讼适格[10]。 

Lucy H. Koh法官认为，原告的起诉书中，已经充分说明，手持设备价格的变动，与高通希望加诸的损害，两者间乃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原告所参与的是手持设备的市场，与CDMA与高阶LTE数据芯片市场，两者间「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11]。

第一，原告说明，高通的整套授权行为，包括1.高通的没授权没芯片政策，2.高通拒绝授权其标准必要专利给相竞争之数据芯片制造者，3.高通与Apple间的独家交易安排。这整套授权架构，导致高通可以使用其在数据芯片市场独占力量，扭曲标准必要专利授权之协商，并使手持设备OEM厂支付高于FRAND水平之权利金。亦即，高通利用其数据芯片之独占力量，榨取在标准必要专利上的额外收费[12]。

第二，原告说明，高通的权利金费率，乃直接按照终端产品（手持设备）价格计价，而非只按照数据芯片来计算，而消费者是手持设备市场的参与者。因此，高通的反竞争行为，直接扭曲和增加了原告等人所支付的手持设备的价格[13]。

第三，在高通的整套授权模式下，OEM厂即便购买其他公司的数据芯片，仍然要支付给高通高于FRAND水平之授权金。因此，OEM厂所购买的每一块数据芯片，不论跟谁家买，都要付「额外费用」给高通，也进而增加了终端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价格。且数据芯片的整体价格（all-in price）包含了芯片的价格与移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授权金，整体价格提高，实质上也会带动终端产品价格提高。亦即，手持设备的零售价格，有相当部分也受到数据芯片的整体价格所决定[14]。

原告等人主张，原告在整个供应链的末端，只要所购买的手持设备包含了数据芯片（不论跟谁买），因为手持设备定价时都必须算入数据芯片的额外费用，所以厂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因而受到伤害[15]。

供应链中之厂商无法自行吸收，只会转嫁给消费者

原告等人主张，由于高通所收取的「额外费用」，都会转嫁给终端消费者，故消费者会因为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而受到损害[16]。 为什么数据芯片的整体价格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呢？原因在于，在手持设备市场中，不论OEM厂、经销商、零售商，都处于激烈的价格竞争环境中，通常的获利空间都非常薄。因此，OEM厂、经销商、零售商没办法自行吸收高通所索取的反竞争的权利金，因而厂商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因此，转嫁给消费者的「额外费用」，可以算是透过产销链直接受高通行为影响[17]。

总结来看，原告的起诉书若所述为真，原告确实已经适当的主张，他们在手持设备市场的损害，与高通于数据芯片市场反竞争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两者间乃「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18]。因此，即便是间接的购买者，也可以满足市场参与要件，主张受到反托拉斯法损害，而具有当事人适格[19]。但是高通主张，高通案中的消费者，与2009年加州北区的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20]，以及2015年加州北区的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21]一样，在那两个案件中法院均认为原告不具有反托拉斯损害。但Lucy H. Koh法官则认为，高通案与这两个案都有所不同[22]。

与2009年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不同

在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中，当时的原告（消费者）也是控告高通，且指控的行为一样。其指控高通违反其FRAND授权义务，索取高于市场竞争状况的权利金，要求OEM厂和手持设备制造商都必须获得授权，且对只向高通购买数据芯片的厂商提供折扣[23]。该案中原告（消费者）主张的损害，乃是OEM厂因为被索取附加费用造成的损害，会将其成本转嫁给手持设备制造商，然后又转嫁给零售商，最后转嫁给消费者（原告）[24]。

当时加州南区地区法院认为，之所以原告没有成功的主张反托拉斯损害，是因为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乃是从OEM厂被索取的附加费用，经过三层的供应链，转嫁给消费者[25]。该案原告亦主张，高通的授权金只涵盖在数据芯片这个零件上，而消费者所购买的是含有该零件的手持设备[26]。 法院认为，原告没有详细证立其所受损害与高通行为间的关系。因为，当时法院认为，透过层层供应链，高通索取的附加费用，在层层转嫁时，某程度已经被打散吸收[27]。

但Lucy H. Koh法官认为，本案与Lorenzo案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原告的起诉书，已经更清楚的说明原告损害与高通行为间的关连性。与Lorenzo案最大的差别在于，原告起诉书已经说明，为何在层层的产销链中，高通索取的额外费用，并不会被打散吸收，而会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主要的差别就是，前述说明，在手机的整个供应链中，竞争激烈、厂商获利空间小，因而一定会把高通多收的费用，一路通通转嫁下去，最后转嫁给消费者[28]。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本案原告的起诉书，说明高通索取的额外费用，抬高了OEM厂支付的专利权利金，不论OEM厂是否向高通购买数据芯片，或是向高通的竞争对手购买芯片。且原告也说明，手持设备的零售价格，有相当一部分受到数据芯片的整体价格所决定，因为该整体价格构成手持设备整体成本的很大一部分[29]。 

第三个不同点在于，本案原告主张，高通的权利金乃根据手持设备整机的批发价格来计算，而非根据数据芯片的价格计算。由于高通自己以手持设备的批发价格来计算权利金，显示高通针对的就是整个手持设备，而并非只是数据芯片这个零件。因此，高通索取的额外费用，会直接扭曲和提高消费者支付的手持设备的价值。因此，本案与Lorenzo案不同，原告已经看似成理地主张，其购买手持设备的损害，乃与高通加诸数据芯片市场的损害，「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30]。

与2015年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不同

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的案情则与高通无关。该案中原告（消费者）主张，Google与OEM厂间的契约约定，OEM厂在Android作业平台上默认的搜索引擎，只限于Google自己的产品[31]。原告认为，这种预设限制了其他搜索引擎竞争对手愿意补贴手机的机会，导致消费者购买的Android手机无法降价[32]。但该案加州北区地区法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Android手机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的损害，与所指控的Google的行为，两者连结不足[33]。一方面，消费者的损害，与Google行为伤害的市场，两个属不同市场。法院也不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害，和所宣称的反竞争行为，有足够的连结，或者两者「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而且原告还省略了OEM厂到消费者间供应链的说明[34]。

而Lucy H. Koh法官认为，本案与Feitelson案也有许多不同。在本案中，原告特别说明了OEM厂所被索取的额外费用，如何层层转嫁给消费者。且由于高通权利金是以整机计价，而非以数据芯片计价，因此更连结了高通的行为针对的是手持设备市场。因此，与 Feitelson案不同，原告的主张，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说明原告的损害，与高通的反竞争行为间，有足够的关联性，且原告所受损害与高通加诸的损害间，两者乃「无可避免地彼此纠缠」[35]。

因此，对高通主张，原告之起诉书没有说明其所受的反托拉斯损害，Lucy H. Koh法官驳回高通之主张。

备注：

1.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case No. 17-MD-02773-LHK, at 8 (N.D. Cal. 2017).
2. Id. at 7-8.
3. Id. at 8.
4. Id. at 9.
5. Id. at 9-10.
6. Id. at 10.
7. Id. at 10.
8. Id. at 11.
9. Id. at 11.
10. Id. at 11.
11. Id. at 11.
12. Id. at 12.
13. Id. at 12.
14. Id. at 13.
15. Id. at 13.
16. Id. at 13.
17. Id. at 13.
18. Id. at 13.
19. Id. at 14.
20. Lorenzo v. Qualcomm Inc., 603 F.Supp.2d 1291 (S.D. Cal. 2009).
21. Feitelson v. Google Inc., 80 F.Supp.3d 1019 (N.D. Cal. 2015).
22.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4.
23. Lorenzo, 603 F.Supp.2d at 1295–96.
24. Id. at 1296.
25. Id. at 1301.
26. Id.
27. Id.
28.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5.
29. Id. at 15.
30. Id. at 15.
31. Feitelson, 80 F.Supp.3d at 1023–25.
32. Id.
33. Id. at 1028.
34. Id.
35.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6.

【本文仅反映专家作者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

作者： 杨智杰 现任： 云林科技大学科技法律所 教授 经历： 云林科技大学科技法律所 副教授 真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 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学历： 台湾大学法律系 中央大学产业经济所硕士 台湾大学法学博士 专长： 知识产权、美国专利法、美国著作权法、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