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下，全球经济衰退，百业萧条，但NPE（Non-Practicing Entities，非专利实施实体）不管是规模还是「业绩」，均逆势成长，撑起了美国专利诉讼领域的一片天。其实，美国的专利诉讼自2008年开始，一直都是NPE当道，其所发起的专利诉讼案件均超过年度专利诉讼案件的50%；不过，专利制度变革、大环境变迁、经济景气循环、产业兴衰……等等的外在客观因素，也牵动着专利诉讼案件的数量及走向。当然NPE的起诉对象主要是专利实施主体，亦即实际生产、运营及销售的企业，然而，后者也不是都处于挨打的状态，自2012年美国发明法案 (AIA)生效后，企业也开始从不同途径对NPE作出反击。然而，从历史观之，在经济不景气，百业萧条的时候，NPE与企业的关系却产生了变化，甚至从敌人转化成合作伙伴，如今在后疫情时代，NPE与营运企业的微妙关系又将产生何种变化？值得观察。

RPX Insight长期观察美国诉讼的趋势，发现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变化会使专利诉讼的趋势产生微妙的变化（参考图1）。

图1为 2005 年至 2020 年所有不同类型的原告在地区法院提起的专利侵权案件中，被起诉的被告人数：浅灰色点是每个季度新增的年度被告数量（即季度被告人数乘以四）；蓝线是平滑季度波动的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图1. 自 2005 年以来的季度被告（年度化）— 含所有类型原告

注：不包括仅具有设计或植物专利的宣告性判决和活动。
图片来源：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图一除了简单的被告数量统计外，也标示同时期相应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事件。数据显示，在2020 年专利诉讼案件中产生了近3,600名被告，与2011年美国发明法案 (AIA) 生效前那年的巅峰相比，约只有一半的数量。

毫无疑问的，于2011年9月16日通过的美国发明法案 (AIA)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藉由修法来打击日益泛滥的专利蟑螂 (patent troll) 及非专利实施实体（NPE）的滥讼问题。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修法的成果及效益已渐渐呈现。不仅NPE的诉讼情况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也为企业 (专利实施实体)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救济管道 (新IPR程序)来挑战有问题的专利，免于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

新IPR程序的反击力

在一定程度上，AIA让美国的专利诉讼制度更为健全，增加了3种让第3方可以运用行政救济的方式来挑战专利有效性的管道，包括多方复审程序 (IPR)、商业方法专利的过渡复审程序(CBM) 及领证后复审程序 ( PGR)，其中IPR的影响最广泛。

在AIA之前，企业如果遇上NPE，只有正面冲突或是选择和解2种途径（当然也有一些会消极不予理会，但如果商品因此被禁售，将可能蒙受更巨大的损失）。众所周知，投入美国专利诉讼需要的金钱、时间及人力不是一般中小型企业有能力负担的，因此，通常是有专业法律团队的跨国大企业才会选择在法院正面迎战NPE，一般中小型公司在律师的劝说下，多是和解告终，赔钱了事，因为进行诉讼不仅充满不确定性，且所需的花费也比和解的金额来得高许多。

但在新的IPR程序于2012年9月16日生效之后，便成为了企业反击NPE的有力手段。因为新的IPR程序除了由专业行政法官所组成的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PTAB) 进行审理之外，更规定要在1 年半内完成，耗时较短。综观下来，除了花费比上法院便宜外，也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将NPE拿来兴诉的专利无效掉 (或是使部分专利权无效)，从而中止诉讼官司。

新IPR程序的请求人主要为企业，就2020年来说，排名IPR无效请求的前2位Samsung Electronics America, Inc.及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共提出了236件无效请求，其他包括Apple、Google、Intel、Dell……等等也分别提出了数十及上百件请求案。有趣的是，两家Samsung企业及Google除了是IPR无效请求人的前5大之外，也是2020年美国专利诉讼榜单中的前5大被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些无效请求都是反制NPE诉讼的手段。

提到新IPR程序对NPE诉讼的影响，RPX Insight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2020年，一家知名的NPE 「IP Edge」针对约500位被告提起了550起专利诉讼，IP Edge的案件大约 有70% 在提交后的 180 天内终结，而和解金额通常比IPR的成本低一点，这显示NPE 采用以「价格战」来寻求和解金的商业模式，这使得被告（IPR无效请求人）会认为和解比提IPR请求划算。

两大NPE表表者

与2019年相比，因NPE原告而增加的专利诉讼被告在2020年约增加了9%（其中不包括约34件宣告性判决诉讼和十几起仅涉及外观设计专利的案件）。PBX Insight指出造成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两个NPE原告：一个是前面提到的IP Edge LLC，此为过去十年间最活跃的NPE，其于2020年所提的专利诉讼案件共产生了550名相关被告，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约15名；而另一个则是新崛起的NPE诉讼当事人WSOU Investments，此一NPE于 2020年提的专利诉讼案件产生了130多名被告。

这2家NPE采取了不同的诉讼策略，IP Edge所采的方式已在前面提过，至于WSOU （一个家从Nokia获得4,000多项专利资产的NPE）所针对的被告群体比IP Edge小很多（截至 2020年12月31日为止共15名），但对每一位被告都进行了连环攻击，其中大多数仅涉及一项专利。

新冠疫情下的NPE ─ NPE因大环境改变而产生的变化

由于NPE的经营目标只是为了让专利货币化，因此因新冠疫情冲击所受到的影响应该比实际运营的企业小很多。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诉讼的市场不会因COVID-19而有所改变，因此NPE也不需要对日常业务运营做出重大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NPE指出在疫情期间和解及审结的速度有些放缓。

此外，由第三方融资所支持的NPE更能承受当前经济环境的考验，甚至蓬勃发展，《NPE朝大型化发展，2020年美国兴讼量大幅成长》一文就曾提到这种第三方投资人让NPE壮大的情形。

另一方面，经济放缓似乎与随后几年实际运营企业抛售专利的活动有关，而COVID-19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往后几年是否会有企业大量抛售专利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PBX Insight的报告显示，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似乎成为了实际运营公司将专利大量售予NPE的催化剂。回顾那个时期，一些运营公司因为面临财务困境而将专利资产售予NPE，也许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又也许是因为某些项目因市场萎缩而关掉产品线，在关掉产品线之后即有一堆「无用」的专利，考虑到维持专利权的庞大成本，因此决定售出套利。

事实上，许多包括运营公司和大学在内的专利权人，目前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需要保持及增加他们的现金余额，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将专利视为收入来源，将专利资产售予NPE，甚至与NPE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通过授权或诉讼直接将自己的专利资产货币化；因此，NPE 诉讼可能会随之增加。

如图2所示，RPX Insight分析，自2005年以来每年提起的专利诉讼中约有 85% 涉及运营公司的专利，其中绝大多数是由NPE提起的诉讼 (浅蓝色的部分)。

图2. 自 2005 年以来地区法院新增的诉讼被告（按被告开始年份）

图片来源：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政策改变的影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年美国专利制度 (包括申请与诉讼) 所实施的变革对NPE的行为产生了显著且可衡量的影响（图3橘线）；另一方面，对实际运营企业原告行为的影响则不太明显 (图3蓝线)。

PBX Insight指出，长期诉讼趋势中最显著的变化几乎完全是由NPE原告的行为带动的。如图3所示，NPE诉讼的年度变化率从2005年的约1,000名被告增加到2011年近5,000名的顶峰，就在当年9月AIA改革生效之前。从那里开始，诉讼量即呈普遍下降趋势，另外，在 2014年最高法院的 Alice案裁决之后，新的NPE诉讼案即出现了停滞，直至2015年底，又在Pleadings reform改革前大量兴讼。

图3. 自2005年以来的季度被告（年度化）：NPE原告与实际运营企业
注：不包括仅具有设计或植物专利的宣告性判决和活动。
图片来源：　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参考数据：

1. 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2. LexisNexis Lex Machina 2021 Litiga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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