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区域金融中心的要件有三：区域内具有高度政经影响力及竞争力的城市、该城市拥有发达的金融服务业，能连接国际经贸网络、金融中心，及与国家政策结合。分析东京、香港、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代表东北亚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及东南亚经济圈的金融枢纽，且通过各自的政经环境差异及建立金融中心之策略；相较之下，台北其实欠缺挑战国际金融中心的企图与应对，殊为可惜。

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在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后的国力加持，成为当时的欧洲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伦敦及纽约，相继以大英帝国及美利坚共和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影响力下，也各自从国内的金融中心提升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的推动力量背后是政治意志的推动，国家机关的重商主义取向及金融发展策略。成为开创金融市场的实际推动者、金融市场的创始国家为英国。十七世纪英国打败荷兰取得海上霸权，之后涉入欧陆战争而将法国视为主要对手的百年历程，主要目的乃为筹措国债来支持庞大的军费，于是于伦敦拓建全球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场，目的为解决国债销售的困难。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后，接续石油危机及欧洲金融市场崛起，加速金融流动的速度与广度，通讯技术的革新融入金融的组成，串连诸多地理空间进行金融自由化，区域金融中心便逐渐兴起。

「霸权稳定理论」看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经因素

强调政治与权力的「霸权稳定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阐述金融国际化乃霸权国凭借经济实力进行国际领导的结果，国际金融市场呈现阶层化形式，霸权国的金融中心位居顶端，简化及规范汇兑的复杂性，霸权国货币为主流通货币。

从国际关系的观点分析，因霸权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霸主自我牺牲，霸权必衰，霸权丧失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梳理，可以归纳为霸权的战略目标、霸权的运行机制和霸权的发展过程。偏向经济与市场理论中「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则阐述具有结点及联系功能的大都会，乃全球经济体系中透过跨国公司的控制、指挥、协调；透过金融规范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才为强化城市竞争力及创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要件。市场中心论者认为市场导向决定国家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成果，主要是以市场力量促成。

环顾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变迁，主要乃东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后快速成长，成为欧、美地区之特例。日籍学者赤松要提出「雁行理论」（the flying-geese model）的经济发展模式，阐述以日本为雁头，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及扩大资本累积作用，依序为亚洲四小龙，最后中国大陆与东盟诸国相继接棒，各主要城市及地区相互贸易投资迅速扩增，带动庞大的资金需求。

自70年代始，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先后凭借既有之发展优势，逐步发展契合政经发展目标的区域金融中心；80年代中期后，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成为一股潮流，打造金融中心吸引国际资本之发展策略，成为国家发展及城市竞争的重要政策工具。事实上，包含台湾地区、韩国、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或地区纷纷提出区域金融中心之政策，而日本、香港及新加坡更进一步推动金融国际化的政策，外资持续涌入亚洲市场，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的发展历程：东京、香港、新加坡

东亚地区由北而南可分为「东北亚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及「东南亚经济圈」。在亚洲地区经贸持续扩整合的前提下，结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与资本、技术、以及原物料生产重镇等三大优势，将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经济结构的经济圈。

在经济优势及产业分布上，「东北亚经济圈」扮演资本与技术提供、「大中华经济圈」成为主力消费市场，「东南亚经济圈」则为生产据点原物料提供；是以，经贸全球化虽造成生产据点分散全球各地区，但顶端的生产服务业却集中于少数的城市及结点。

亚洲各区域经济发展于上世纪末一棒接一棒快速成长时，东京、香港及新加坡在此东亚三大经济板块扮演金融枢纽的地位十分明确，亦受惠于三大经济板块成长，跨国企业在亚洲经济活动之营运、指挥及控制皆以三大金融中心为主，成为国际经贸往来及对外关系之重要部分。以下为东京、香港及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发展轨迹。

1. 东京：管制渐进至开放的金融改革

东京位于稠密的关东平原，为日本的政经中心，东京都会区拥有3,600万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都会区，GDP 超过1兆美元，几乎相当于印度整个国家的 GDP。

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历经了日本经济结构由劳力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之转型过程，日本在全球经贸市场的地位高，也奠定了东京在亚太地区的金融地位，与纽约及伦敦并列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由于利率及外汇等金融法规之限制，日本偏高的税率不利跨国企业募资，是以，东京交易所（TSE）本身主要以本国企业为主，其国际化程度尚不如香港、新加坡。然而，外资企业在东京上市的数量虽不若过往，但「东京股价指数」（TOPIX）仍具指标作用，债券市场及证券市场规模庞大，日本政府亦有加速国际化、自由化的步伐与企图。

如果将日本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后作比较，会发现90年代经济泡沫化之前日本经济较为强势，其金融国际化政策目标主要为国内庞大资金找寻出路，并抒解要求开放的对外压力。日本金融中心政策乃协助本国金融机构向外扩充，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脚步相对香港、新加坡缓慢，东京金融中心市场主要倚靠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历经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政府为解决长年不景气而采取金融改革措施，其改革重点在于金融制度自由化、国际化，逐步放宽金融管制、取消放宽利率及外汇管制、成立信用评等机构及创设监理一元制等，扩大提供跨国企业日圆贷款，以利吸引外资投入日本金融市场，力保东京持续保有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2. 香港：中国境外最大的资本市场及经济橱窗

香港位于中国东南沿岸，向来为中国华南地区之联外枢纽，目前人口高达710万；2012年被「经济学人」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成为吸引国际企业及跨国投资者的最大凭借。 香港凭着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水深港阔的海港，发展为转口贸易航运中心，香港国际金融、服务业及航运高度发达，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美誉。

英国殖民奠定香港金融发展，英国即为老牌金融大国，英资银行长期在香港经营扎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又成为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最偏好之跳板。香港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香港联合交易所」（HKEx），主要提供香港及中资企业上市集资及股票买卖，而「香港恒生指数」（^HSI）为其重要指数。目前香港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挂牌公司及过半之股市市值来自中国大陆企业。香港不仅是中国境外最大的资本市场，亦为国际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

环顾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早在60年代便成立境外金融中心，以宽松的金融及外汇管制、租税的优惠待遇及完善金融服务著称。香港的金融优势在于赋税较低、金融相关规范自由、透明化监理机制等，对于跨国企业及投资经理人而言，在香港成立公司不仅个人所得税率低，公司营利事业所得税也低，公司设立登记程序也相对简便。此外，英国殖民时期留下之官方语言，支持金融发展的会计制度，较受信任的西方法律体系及国际水平的公司治理。是以，自由化及国际化程度较高，金融周边产业发达，奠定香港在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反映其具有高度弹性及政府介入的操作空间，香港在多次金融冲击中表现出经济的抗跌力，仍然能维持较高之人均收入、经济增长及政府财政的灵活性。

3. 新加坡：金融管制宽松且低税赋，投资保障高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不仅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新加坡人口超过518万，种族多元且融合，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享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新加坡近年来逐步为国际金融中心，亦被誉为「东方瑞士」。

新加坡在东南亚经贸及区域转运中心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东盟中最小的国家，其国际影响力及议题话语权却不容小觑，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在全球名列前茅。金融产业发展方面，「新加坡交易所」（SGX）提供各种证券及衍生工具类别的金融产品，因与芝加哥交易所长期合作，开发大宗衍生性商品，在债券及期货交易方面尤为热络，「海峡时报指数」（Strait Times Index）为主要证券指数，新加坡交易所约有四成以上之市值来自于外国企业，成为新加坡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后盾。

新加坡欲为国际金融中心背后有其复杂的政经因素，早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即有意识地发展成国际资金在亚洲的流动橱窗，并设法成为东南亚华商资本向外进军的基地，政治决心成为新加坡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

香港及新加坡皆更早于东京发展境外金融中心，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程也和香港类似，不仅采取宽松金融管制，利用低税率优惠吸引外资，英国殖民背景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新加坡政府介入金融发展程度更高于香港。新加坡于2001年提出「成为亚洲金融重镇」的政策宣示，采取「政府当金主，引进国际专业人才」之策略，将新加坡打造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是以，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利基在于政治情势相对东南亚地区稳定，政府实施经济管理之政策规划及政策执行非常迅速，因政治环境稳定及投资保障高，跨国公司对亚洲投资与经贸皆以新加坡为跳板，当跨国公司在亚洲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区域营运中心。

亚太地区潜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名单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探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乃「国家中心论」与「市场中心论」永恒争辩的议题。伦敦、纽约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充分体现霸权稳定论的论证，英、美的整体国力在过去与现在，确实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但霸权稳定论却很难替日本、香港、新加坡的国家类型提出合理的解释。尤甚，日本正挣扎地走向正常国家道路、香港为中国崛起未知下的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彻头彻尾是一个城市国家；全球城市观点勾勒出全球经贸网络以区域金融中心作为相互链接的节点，东京、香港及新加坡显示各自于东北亚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及东南亚经济圈的金融影响力跳脱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全球城市论也提供首尔、上海、台北、深圳、吉隆坡及曼谷等，欲挑战东京、香港及新加坡等领先集团的想象。

表1.亚太区域主要区域经济体及其国际金融中心

台北欠缺挑战国际金融中心的企图

国际金融中心之交易所须结合活跃的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交易、证券市场，健全之法律体系及交易制度而运作，并搭配交通运输、人才教育等硬件建设。金融业服务业为第三级产业经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必须包含跨国公司和国际大银行的总部设立，不仅提供本国资金供应者和需求者的资金融通，同时也包含外国资金和本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管道。鉴此，建构区域金融中心的要件有3：(1) 区域内具有高度政经影响力及竞争力的城市、(2)该城市拥有发达的金融服务业能连结国际经贸网络、(3) 金融中心和国家政策的结合。分析东京、香港、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代表东北亚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及东南亚经济权的金融枢纽，也代表各自的政经环境差异及建立金融中心之策略。

台北在「全球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甚至还落后于上海、北京及深圳，未来亚洲金融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台北市亦明显面临来自亚洲其他金融城市的激烈竞争，却拿不出雄心壮志的应对策略。

【本文只反映专家作者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

作者： 林士清 现任： 北美智权报专栏作家 台湾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学历：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班 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组＆中国大陆研究学程 经历： 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项目办公室/组长 台湾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员 行政院青辅会青年国是会议/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