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若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中国大陆、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南韩为主要排放国，排放总量达亚洲整体的51%，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国际供应链以电业、制造、土地等相关生产工作为主，换算后亚洲应有需要担负起53%碳排放的责任。不过，亚洲的减碳速度相对缓慢：预期在 2030 年之后才会加速脱碳。

图片来源 : shutterstock、达志影像

亚洲碳排放量为全球最高，企业减碳不如预期

2022年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第 27 届气候会议（COP 27）的亮点为在参与国同意下成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计划在2024年由24个国家组成委员会来决定基金的形式、筹措方式、国家与组织出资类别 （COP 27，2022年），与资金未来流向。虽然德国、苏格兰、丹麦等国家愿意出资，但会议中依旧面临不少挑战，例如「禁用化石燃料」议题的谈判陷入胶着，因此基金前景仍然未知；同时，诡谲的国际情势也让此次会议进展缓慢，美中关系的恶化让双方在气候议题陷入胶着，而俄乌战争的发生也使得国家间存在不信任感，而开发中国家则积极呼吁提供气候融资来强化净零碳排措施，但目前依旧未有具体计划，如果国际合作的速度可能赶不上企业排碳速度，由成长快速的亚洲企业来进行合作，或许更具可行性。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调查，在2021年，亚洲有 3,879 家公司通过碳揭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披露气候目标和排放量，较2020年成长 29%，然而，这些公司中只有大约 900 家采取科学减碳的作法，更只有 300 家 (约8%) 制定净零目标，这些公司也都认为要将减碳承诺转化为行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且仅有38%的公司认为有遵循原先订定的低碳转型计划。

亚洲投入降低气候风险行动将迎来庞大绿色商机

对于人口密度相当高的亚洲而言，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相当巨大。研究指出，如果该地区温度上升摄氏3.2度，则GDP预计下跌26%，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下跌幅度将会达到37%，缅甸、越南、菲律宾与泰国更是如此；为了有效应对气候风险，亚洲能够从两大面向着手。首先为确定五大议题，包含建立气候早期预警系统、提升基础设施韧性、确保农作与粮食安全、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与做好水资源管理等。第二为投资能够减缓气候变迁的科技，例如减少／侦测温室排放的技术、脱碳科技，或是建立太阳能与风力发电的基础设施等，这些做法对企业而言的可行性较高，然而这些活动将需要国家与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例如，国家将需要提拨足够金额的「气候行动资金」与大型基础设施与交通建设，而民间组织也需要更多气候相关的倡议来督企业减碳，并防止漂绿行动蔓延。

另外，从产业端来看，虽然各产业在减缓气候变迁虽然需耗费成本，但推动相关措施的同时也能够创造价值。以能源产业为例，虽然原先收入会因减碳活动下滑，但透过研发出绿色能源能提升营收来源、而电动车作为交通产业的绿化变革，能透过建立充电桩来发展新的订阅制商业模式、建筑业者能建造低能耗／高散热的智能建筑、制造业能发展低碳或减碳产品，并搭配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做成解决方案进入新市场。事实上，亚洲企业能从再生能源的扩张、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提升，与生产性产业的循环经济中获得的新营收的机会，企业参与减缓气候行动衍生出的市场商机相当庞大，根据BCG统计，亚洲企业可从绿色市场获得的收入约为 4.3 兆美元 — 占全球总市场的 43%。同时，新工作如绿领人才的需求也大幅提升，3.95 亿个新工作机会将会应运而生，而当中超过一半的职缺将位于亚洲。

亚洲企业应积极建立气候行动框架因应绿色转型

企业气候行动框架阐述企业管理阶层能够立即与在中长期采取的行动，以及透过气候行动框架来达到长期成长的目标。实际上，亚洲企业在气候行动的框架可分成三大要素：实时行动、促进转型、发现新成长机会。

在实时行动部分，管理阶层须先将气候行动列为策略层级的优先事项，并与员工、供货商、股东、政府等不同利害关系人沟通其重要性；其次为整合内外部资源来辨识当前对企业的气候风险种类与机会，同时制定一系列策略层级方案来因应，再者，评估减碳路径与目标是否合理，并考虑使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科技来协助工作进行，同时评估企业整体价值链的减碳目标与减碳量是否合理，使整体气候行动蓝图更加清晰，最后为在成本效益考虑下寻找适合解决方案，并确保企业在可负担的情况下能长期投入减碳。

在促进转型面向上，企业首先需动员整体组织并盘点资源，并且锚定减碳目标与公司治理策略，当前公司治理的新趋势为将气候纳入治理环节，并尽可能聘用相关专业人士担任独立董事；转型的另个面向为促进整体生态系共同进行，而非企业本身单打独斗，例如在范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上，可结合供应链第三方与外部咨询单位合作，而合作过程中最关键的为能做出快速具备成效的项目，以鼓励合作伙伴持续投入气候行动。在发现新成长机会部分，则可以在现有企业价值链上进行赋能，例如投入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氢能开发等技术，搭配上述提及的数字科技来进行；此外，在商业模式上则可以建立绿色商业模式，将解决方案与产品减碳化来进入高阶应用市场。

案例分析：Zuellig Pharma的减碳旅程

Zuellig Pharma是一家主要在亚洲营运的医疗产业，公司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现已是一家价值市值超过 150 亿美元的企业，营运范畴涵盖全球 16 个市场，拥有超过 13,000 名员工，为超过 350,000 家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同时与 500 多家客户合作，包括全球排名前 20 的制药业者。公司的减碳旅程建立在透明度和外部验证的基础上，在外部顾问协助下制定这为期八年减碳投资计划，并主动揭露和关键永续性指标，包括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等，这些指针均由透过检验公司Bureau Veritas进行第三方验证。在实际作为上，公司于 2021 年加入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 (SBTi)，并与外部顾问合作制定了符合 1.5°C 情境的目标，同时规划明确的排碳蓝图，相关目标包括将范畴一与范畴二的排放量从 2020 年基准年减少 42%，将范畴三的排放量减少 25%。

此外，公司的目标是到 2030 年达到自身业务的碳中和，并承诺到同年从制造现场获取 30% 再生能源。虽然碳抵消可能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过程，但该公司的主要重点是减少排放，它已开始寻找相关的合作与技术来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鼓励供货商降低其材料价值链的碳排放。其他作法则包含将其大部分区域服务从本地托管迁移到微软云端的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藉此最多可节省 93% 的能源。

该公司同时也建立第一家获得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认证的仓库，该仓库由 10,000 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并拥有一支完全由太阳能为动力的运输车队，估计如果若该模式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年就能产生超过 1.5 mkWh（吉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减少 1,156 公吨二氧化碳与 375,000 公升的柴油排放量。整体而言，这些做法也获得正面效益，Zuellig Pharma 称整体碳排放量减少 7%，包括节省 400 万千瓦时的能源，当前超过 5% 的能源来自经过认证的可再生能源，减少了 1,470 万吨的排放量。

多元化与加速成为亚洲企业投入气候行动的关键

整体而言，亚洲中产阶级的成长快速提高该地区的生活水平，中产阶级在变得更加富裕时预期会消耗更多的能源、产品和服务。为了让亚洲提供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可时序性发展，同时平衡气候影响，需要每年以兆美元为单位的投资，单靠政府的公共基础建设无法实现这种投资水平，亚洲企业需要参与更多来协助这场气候战役。除了投入数字科技外，由于亚洲产业供应链相当复杂，大型企业透过伙伴间合资成立减碳企业、透过投资更多洁净科技新创、运用内部投创方式培养相关团队，或是透过长期的植林行动皆为可考虑的方式，实际案例如新加坡的食品业者Olam、SATS皆已开始采取相关策略。我国处于资通讯产业重心，在减碳上虽然也不遗余力，但仍需要更积极的措施、框架，与策略来投入气候行动。

好消息～北美智权报有微信公众号了！ 《北美智权报》内容涵盖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新闻、重要的侵权诉讼案例分析、法规解析，以及产业与技术新知等等。 立即关注北美智权微信公众号→ NAIP_IPServices ～欢迎读者分享与转发～

【本文只反映专家作者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