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台灣約有1096.7萬就業國民，其中366.1萬人是高中職畢業，508萬人是大專院校以上學歷畢業，其中73.5萬人是研究所畢業的高等教育學歷族群，高等教育工作者有278.3萬人集中在25〜39歲的年齡層，勞動族群中有79.7%以上是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歷畢業，同樣的統計在2000年，台灣約有949.1萬就業國民，其中337.5萬人是高中職畢業，259.6萬人是大專院校以上學歷畢業，勞動族群中有62.9%以上是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歷畢業。

台灣職場歷年就業者教育程度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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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勞動者耗費至少七年時間在高中和大學學習，很多出社會工作的勞動族群在台灣，都有類似的經驗和感概，畢業後和自己的實際工作內容相比，根本學非所用。（根據台灣三家大型人力銀行2013年的統計平均，約70%是「學非所用」，只有30%是「學以致用」的情況。）

1994年台灣開啟了一個廣設大學的時代，台灣每年全部大學生從20幾萬人，碩士生2萬多、博士生低於1萬人，2103年已經大幅提升，大學生103.5萬人，碩士17.7萬，博士3.1萬人，越來越多人體位到，原來學位也會有「通貨膨脹」，教育系統透過升格的手段，大學和學院汗牛充棟，但學歷的價值卻越來越貶低。

但是更詭異的是，台灣許多產業和企業卻不時發表聲明，訴苦找不到適合的員工，企業們希望教育界能培養更多適合產業界雇用的人力，培訓適合產業技師原本應該是技職學校的作用，但因為技職學校式微，而且企業界吝嗇不願意出錢培訓人才，只好把苗頭轉向高等教育，社會逐漸遺忘大學教育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研究目標為考量，教育政策和社會理想逐漸和現實違背，高等教育系統造成了學歷數量暴增、學歷價值嚴重下降、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嚴重錯亂，除了少數台清交成之類的大學文憑，企業願意認同「具備識別價值」以外，學歷的價值每況愈下，學歷越高，勞工的收入和就業環境，未必會比學歷低的來的好，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自己曾說，自己的博士學生到很多大學兼課湊時數，月收入只有約2萬出頭，投資在攻讀博士的價值嚴重縮水。

在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大學教育是為了將研究和教學結合起來，並且確立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原則，增強國家科技、政治、醫藥、商業和人文等專業領域的研究等級，中學以下教育則是國民基本教育，高中教育則是高等教育和基本教育之間的銜接橋梁，近年來，歐美人口結構呈現倒金字塔，改變了就業市場結構，年輕人的大學教育比例逐漸提高，因為高學歷的薪資和就業率都比較理想，但是在美國爆發次級房貸金融風暴以前，歐美人15〜18歲左右就出社會工作，累積許多工作經驗，等找尋到自己的興趣之後，20歲左右再回到學校進修，25〜30歲再逐漸回到職場，把自己所學技能和工作經驗結合，職場上逐漸成為管理階層，為企業和社會奉獻，而沒有經歷高等學校進修的人，則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工作，慢慢的成為資深的員工，不需要刻意再進入高等教育進修。

但是在台灣，許多年輕人幾乎都是從小一路求學到高中或大學，後來廣設大學以後，幾乎人人都念到了大學，2008年以後，碩士和博士數量大增，大多數年輕人都是23歲才進入社會工作，而且進入職場後，工作內容和學校所學通常不相容，兩者和自己真正的興趣可能又有很大的落差，但台灣職場重視學歷，所以又很難立刻轉換到其他領域求職，只好硬著頭皮在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上繼續熬，台灣很多年輕人或同事都有類似的經驗，許多人把年輕的光陰耗費在學校，不是學校求學沒有意義，而是不知道自己所求為何，沒有一個發展主軸，那樣的求學沒有目的，就算有好成績也不踏實，只是在應付交作業，拖完時間得到學歷文憑，在這樣的前提下，縱使年輕人有高學歷，依然無法發揮所學，加上還沒進入職場，沒有工作經驗，根本無法得知自己對哪項工作有興趣。

年輕人搞反了求學和工作的順序，應該先進入職場，然後試著找到自己所喜好的工作，進一步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求學，帶著實務經驗和學術知識融合學習，如此一來，才能達到高等教育學以致用的效果，但台灣企業的傳統陋習，選拔人才只透過「學歷」來篩選判斷，當然台灣人腦筋轉得快，再度運用「炒短線」的作法，「補習」，從公職、法律、電腦軟體相關運用、醫藥、教師、研究所，不管是那種考試，通通都可以透過補習，在短期內大量填充筆試所需的反覆背誦和記憶性資訊，取得高學歷，然後用高學歷彌補實務經驗不足的問題，老闆要高學歷，求職者就給你高學歷，假能力。

結果台灣高等教育主要是提供三種人進修，一種是父母建議、自己沒主見或者畢業後不知所措，所以只好繼續回到學校「假讀書」，取得學歷以便未來爭取工作機會，第二種是考進軍公教等公務機關的公務員，因為學歷提升可以加薪或升等，所以願意再重返校園，慢慢的「洗高學歷」，第三種是真的想進行學術研究，但台灣國內「有效研究」的大學並不多，所以國內高等教育成為攻讀國外高等教育的「跳板」，先求得台灣的學歷，再進一步爭取海外高等教育的門票，結果台灣高等教育既不是為了學術，也不是為了研究，而是職場訓練所，完全失去了原本的學術意義，但這樣的職場訓練所又不訓練員工技術，而是為了成就學生畢業光環，於是台灣的大學教育變成非常詭異的機構。

另一個大問題則是，大學生在學校所學的專長、技術，在就業市場上沒有相對應的需求，或是需求量非常低，結果造成大學生畢業後的工作內容，往往和所學內容不相干，很多人選了當年所謂的「熱門科系」，可是當下最熱門的產業，隨著科技進步和時間推演的影響，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等學生畢業後，該產業很可能走向衰退，例如1998〜2002年時，台灣最興盛的是電子業和科技業，當時高中生理組選填科系首選都是電子、資訊和電機，當這些高中學子經過數年大學畢業出社會後，直接就面臨能力相似的同儕大量湧出，供給增加速度趕不上需求增加速度的結果，導致科技人才的平均薪資無法明顯提升，甚至跟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尤其是科技展業，當產品研發成熟以後，商品價格隨著工廠量產會越來越低，但學生又如何預測在下一個景氣循環中，產業的主流趨勢在哪裡，這樣才能在就學期間，就努力往那個方向邁進，學術界畢業出社會時，剛好搭上該產業的興盛波段，而非跟著大眾隨波逐流，能做到這樣精準預測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可以有效的引導青年學子日後的選取校系判斷，很可惜台灣政府近幾年才開始做，可是各大學院校調查的主因是因為，有機會爭取到教學卓越計畫的金額，所以才紛紛跟進調查，通常是調查畢業一年和三年的數據樣本，後來甚至取消畢業三年的調查，只調查畢業一年的畢業生就業動向，男生可能還在當兵，或者有人繼續升學，數據調查取樣完全變調，這樣重要的調查工作，教育部主導之下運作的亂七八糟。

2006〜2008，網路科技和電子商務帶來的全球產業加速變革，美國勞工局統計，新技術逐漸取代了許多傳統的辦公室員工和白領階級，美國近年來成長超過30萬個管理職缺，但辦公室員工的職缺卻減少約200萬個，而能源業和醫療業的工作職缺大幅增加，建築業和銀行業職缺大幅減少，不同科系學生畢業5年後的薪資情況和市場供需，變化往往非常大，政府必須要做好這些統計，才能有效的引導人才和年輕學子往適當且適合自己的目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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