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賠錢法!產學合作悽悽慘慘戚戚  投454億只產出1.91億

全台163所大專及技職院校，10年來在政府鼓勵下，由教育部主導熱烈推廣「產學合作」，儀式辦得「轟轟烈烈」，錢花得「洋洋灑灑」，但結果卻「悽悽慘慘戚戚」。根據統計，2003~2008年間40所技術研發中心成功媒合的產學合作案，雖有4,368件，但成為專利的只有1,043件，不到三成，能商品化的更只剩下745件，亦即每6件產學合作案，成功技術轉移的才1件。

又依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的統計，2007年對產學研發支出的統計，投入454億，最後智慧財產權收入僅1.91億，產出（智權收入）與投入（研發支出）的比值是0.42%，尚不及百分之一，高投入低產出，這種方式堪稱史上最牛的投資賠錢法，大部分的支出在相關研究結束後，只能供入論文資料庫，供人祭拜憑弔，祭奠納稅人的血汗錢。

巨額研發經費人間蒸發  美化成納稅人資產

依照上述政府研發經費運作，專利產出相對投入接近於零的總比例，任何理性的國家主人看了，都應當知道，自己每年繳納給政府的血汗錢，已像水氣蒸發了。但是一般民眾可能還被蒙在鼓裡，因為這樣大筆的國家科發經費，沒有產出績效，將近100％人間蒸發的事實，還被國科會給美化成是政府的資產，也就是列成投資的資本項。

任何機構的支出，若是為了投資而列成資本項，按會計成本概念，都是寄望該項支出，於日後能發揮生財的功能，產生營運利潤（註1）。然而科發基金投入產出比幾近於零的賠本事實，讓在會計科目中被列入資本項的科發基金，更顯諷刺（賠大錢的生財工具？）。這也使得近十年來，各大專院校機構，每年定期大肆吹捧自家產學合作的展覽或是博覽會，成了明眼人中荒謬的鬧劇。

國科會花大錢  高學歷人才依然不符業界需要

面對納稅人血汗錢蒸發的事實，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在回覆前立委趙麗雲的質詢時曾稱：「我覺得科發基金是政府回收最大的投資，因為它造就了我們的人才…….」但若進一步檢視國科會（目前已是科技部）李主委的「科發基金造就人才是政府回收最大的投資」一說，這十年來大舉投入兩千億的科發基金，似乎並未讓學界因此培養出業界需要的人才。

1995年台灣畢業的博士生計1,053人，2009年增至3,705人，共增加2,652人，成長幅度高達251％，卻明顯供過於求，因為產業界很少用博士生。因此，國科會於2011年提出「57K補助計畫」，幫博士找工作，產業用人、國科會出半薪，外界對此計劃笑稱「博士就業避難所就在國科會」。

國科會研擬，從2012年初開始，企業一旦進用科技博士後人才，起薪五萬七千元，國科會將補貼一半薪水，也就是3萬元，以兩年為一期，但名額只有200名。這項57Ｋ補助博士計畫，反應出許多科系的博士生根本不符業界需求、失業嚴重的事實。當補助結束後，這些博士大都可能繼續失業，因為他們仍不是產業界所需要的「人才」。李主委的「培養人才說」，明顯自打嘴巴。

學術商業化壓榨學生做苦工 數據造假產出貧瘠非新鮮事

憲法原明定教科文預算不可低於15%，86年憲法刪除，造成大學經費減縮，財源必須自籌，大學研究所因此可發給研究生的津貼驟減甚至全無。此舉導致學術界商業化的情況加劇，教授紛紛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工使用，把自己的實驗室當做營利單位，原本進入研究所目的是從事研究的研究生，除了必須繳交高額學費外，畢業論文往往並無實際產業利用價值，學歷僅成了自己曾來校一遊的居留證明，功能只成了岀社會尋找工作時，向雇主要求薪水可比大學畢業生高一些的理由而已。

在這種背景下，學界對內以做生意方式經營研究，所以常招募許多研究生、博士生當跑腿，以畢業交換學生勞力的誘餌。研究生、博士生為了順利畢業，必須為指導教授工作當作交換條件，而工作不一定僅限於學術研究，幫教授溜狗、打掃都還算平常，內容可能千奇百怪。不少教授一面向政府拿各式計畫，得到巨額經費，卻把碩博士生當成廉價勞工，又不給基本工資。不少研究生共同的生活經驗，是早上9:00進實驗室，一直忙到晚上10:00方能返家，所得的津貼卻可能只有每月3,000元，這種現象在理工類研究所相當普遍。也因此越來越多學生不願意念博士班，目前連清大、交大都面臨博士生招募不易的問題。

而最慘的是，學生為能混畢業，常擅自修改研究數據或是將圖造假，讓產學合作研究結果看來符合要求。使得研究成果的品質令人懷疑，也連帶讓產業界對於學界的研究成果興趣不高，即便申請了專利，也少有業界有意支付權利金達到技術轉移。也難怪產學合作的投入產出比僅0.42％。

「上頭產學合作、下頭隨便作」 學術評鑑誤導業界迷信大老教授

SCI和SSCI的美國ISI公司創辦人Eugene Garfield曾於1985年發表文章，警告以引文分析作為決定研究經費多寡、學者續聘和任用的依據，其實是誤用。Garfield亦表示，引文分析對研究人員的教學能力、行政才華和非學術貢獻，完全無法描述。

但台灣產官學依然迷信這樣的評鑑，只依靠這套評鑑體系決定「名學者」。中研院、國科會、教育部、以及諸多「頂尖大學」執意獨尊ISI引文索引資料庫，並以計量角度做為主要依據，決定五年五百億、大學排名、國科會計畫、傑出研究獎、學者升遷和退場機制等諸多決策結果。因此常常誤導業界尋找合作對象的過程，也成為產學合作產出不佳的原因之一。

此外，產官與學界合作只找大老教授，而大老們往往並不太在意成果是否能真正申請專利並且商品化，接來的合作案就交付研究生博士生執行，許多大老也早就不參與實驗操作，化身成為面對業界的超級業務員，因此對於實驗數據成果的掌握更有限，也使得許多實驗室是「上頭產學合作、下頭隨便作」。

實務應用思維才是產學合作王道

曾有教育部官員形容現行的產學合作，變成各大學「自得其樂」的活動，大部分研究都不具技術轉移誘因，無法真正引起業界技轉的興趣。產學合作45億直追台大的成大校長黃煌煇表示，大學除了教學、研究，更要做產業服務，「大學教授能做什麼研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幫產業做什麼？」

黃校長指出：「台灣的學術界跟產業一直有很大的落差，學校申請的專利真正能夠技術轉移拿到技轉金額的比例，1,000件之中約僅3件，但國際大學平均值約100比3，台灣相對低很多，幾乎只有十分之一。」

如果學界思維持續不以服務業界、開創商機為導向，耽溺於「自得其樂」的活動，而陶醉於所謂的超然學術研究而自我感覺良好，只怕產學合作與科發基金的專利超低產出比，仍會長期幾近於零。

反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每年約有二十億美元的技轉收入，遠超過全台各大學的總和。美國的科技研發多半是由業界主導，例如哈佛、麻省理工、史丹佛等名校的諸多著名實驗室，都是由業界捐贈的。美國學界或大學的科技領域的人員或是研究室，往往在研發出重要成果後，自大學獨立出來發展成新企業。前述諸多大學著名實驗室，就有不少是創業者成功後對母校的反饋。當然台灣也有不少畢業校友成功後回饋母校的例子，如台大的整棟明達館，就是台大電機校友創業成功後捐贈母校的成功案例。

改正歪風 政府與業界都要認清現實

新政府應面對歷年產學合作功效不彰的現實，修正現行學術評鑑體制的扭曲與不公，並且以業界真實需求為依歸，相信於幾年內便能扭轉現行產學合作遭到扭曲的怪現象，使專利產出比貼近先進國家水準（3%）。而業界也應認清學術界充斥的「不學不商、似學似商」的怪現象，這些教授放任研究生、博士生成為產學合作的真正主導者，並嚴重影響成品品質，業界在選擇合作的學者前，要先認真做功課，了解教授的實驗風格，而不是一味的迷信學者的論文數。

最重要的是，政府與產業都要認清現實，才能有機會修正歪風、建立良性機制，並誘發更多具有實際效益的研發成果，培養更多業界所需的各種人才進而降低失業率，否則目前的產學合作，只是一場打迷糊仗、讓學術界自得其樂的燒錢大戲而已。

註解
註1：智權報第48期最佳研發抵減會計處理原則中寫到：「最好的會計處理原則，就是符合申請規定， 可列為資本的就列資本，不符合的就列為費用。做法應該照法令規定，而不是以人為控制，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公司會願意列帳為資本或是費用，就在於一開始虧損的公司，自然會希望列為資本，將損失藏在資產中好對股東有交代，賺錢的公司就希望立即將所有支出當成費用，這樣才能少繳稅。」